一个教育公益项目官员的“自白”

文章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文章作者：李盼 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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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只为考上“好大学”

1993年我读小学时，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我农民世家出身的父母并不认为读书有什么用，除了不想孩子是“睁眼瞎”，更重要的是面子问题——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自家孩子不上在人前就直不起腰来了。我就读的小学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加一个学前班，每个班人数都很少，一年级的时候还有50个人，到了五年级就只剩一半了。学校的老师也只有几个人，除了校长是公办教师外，其他都是民办(非正式)教师。到秋收时节，学校就会给学生放农忙假，因为不仅孩子要到田里帮忙，老师也要回家收割。

那个时候除了课本之外的书都是闲书、杂书。父母认为课外书影响学习还耽误干农活，老师也认为只有课本上的知识才是有用的。十岁那年，我因为偶然得到的半本《杨家将》而疯狂迷恋上了看书，没头没尾纸张发黄的半本书我来来回回读了不下20遍，躲在任何角落里都能看一整天。直到有一天我被父亲叫去训话：“听说你最近都在看大本儿书?以后跟学习无关的书不要再看了。”可怕的不是没有书读，而是“课外书”所含有的贬义成分。

即便如此，无所畏忌的小学依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后来，我二姐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一个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终于有了超乎预期的回报。这件事给渴望改善生活的农民父母们打了一剂鸡血，读好书和拥有美好的未来终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上学就没有前途”，“考上大学就轻松了”就成了家长对孩子进行人生规划的重要理念。从此，孩子们被送到学校的同时也被套上了一个枷锁，一个被收的越来越紧的枷锁，一个被冠以“为你好”而承载了父母很多美好期望的重重的枷锁。这种转变非常快，我和二姐在一个同样的学校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虽然我们之间只差了三级，她读高中时还只有8个班的学校到了我高中时就变成了35个班，而且每个班级少则80人，多则100个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奇低的录取率，2008年河南省共有98.8万人参加高考，但是一本的录取率不足3%。可称得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大家为了高考，神经高度紧张、一刻不敢懈怠。有同学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读书，早上4点又爬起来继续攻读(为了不犯困起床后都要先用冷水洗个头，下雪天也一样);有同学焦虑到晚上无法入睡，后来开始歇斯底里，高考后被诊断为抑郁症(神经衰弱的更是一大片);有同学偶尔考的不好，就用刀片来划伤胳膊以惩罚自己。每个人的脑袋中，都装满了高考，考上“好大学”成为生活中唯一的目标。如此大的压力下，父母和老师安慰我们说，只要考上好大学，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是真的相信。

很幸运，高考让我成了母校的“状元”，如愿以偿的考入厦门大学，成为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小学校考出来的最好大学的学生。学校敲锣打鼓到我家里送奖金和奖状，一时风光无限。但是这种所谓的成功带来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短暂的满足之后更多的是空虚和迷茫。高考是痛苦的、压抑的，同时也是充实的、充满希望的(虽然这个希望建立在所谓的“光明的未来”上)。高考让我明白有目标是多么重要。

进入大学的校门，以为人生就可以肆意而为了。结果大家疯玩了一个学期，把高考时压抑的人性释放完了，陡然发现好大学不等于好工作，好工作也不等于有事业。为了让自己不空虚，我给自己的大学生活安排了很多的内容，除了本专业课程外，修双学位，做家教，每周进行社工实践。我以为填满了生活就会有一个目标出现。

桥畔：民间教育组织的力量

很可惜，填的满满的大学生活带给我诸多历练，却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为我带来一个目标。大学毕业面临择业时，像大部分的同学一样，我茫然而惶恐。村庄已然回不去，只能选择在城市立足。但是做什么呢?我一点也没有概念。只想着大学期间做过三年的企业社工，所以应聘到正荣集团的社会责任部门实习。在做了十多年的传统救灾、济贫、助弱、助学的捐资式的公益之后，正荣集团开始转变思路，以专业化的方式探索如何做公益，2011年设立了企业CSR岗位，开始由专人跟进公益捐赠。教育是正荣一直关注的领域，CSR改变了捐钱给红十字、慈善会的方式，开始支持民间力量探索更有效的教育支持方式，同年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了“桥畔计划“项目。

桥畔计划伙伴

“桥畔计划”是正荣公益和西部阳光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门支持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的项目。当正荣公益开始关注民间力量投入教育的时候，发现社会组织生态是不健康的，公益组织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比较差，数量也少。同时也发现很多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正在萌芽，因此希望通过“桥畔计划”为初创期的教育公益组织提供过渡期的包括非限定资金、搭建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实习期间，我被分派到“桥畔计划”项目组学习。截止到2014年，“桥畔计划”共支持了63家初创期的教育公益组织。

以六和公益为例，六和公益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致力于推动青少年阅读教育，促进身心成长的教育公益机构，通过帮助乡村中小学建立图书角和阅览室，以“开放阅读”为核心，构建图书捐赠、教师支持、阅读活动和夏令营，以及传承乡土文化等项目的立体服务体系;促使儿童保持梦想，独立思维，拥有创造未来的能力;以陪伴的方式邀请阅读界的专家和机构共同参与，帮助项目学校改进阅读环境，建立以阅读相关的课题，从而达到“阅读书-运用书-创作书”的进阶目标。六和公益以乡镇为一个阅读项目区，覆盖项目区内的所有中、小学，通过三年的努力，建立了本地化的阅读教师团队，开展相关阅读课程，形成完全开放的阅读氛围，提升学生阅读水平和能力，逐步推动县域阅读教育生态环境的改善。

六和公益在贵州正安县、安徽霍邱县以及云南省实践县级区域化阅读推广，打造乡村学校的无障碍、全开放阅读环境。截止2014年11月，六和公益共捐赠图书122553本，图书角1323个，阅览室22个，开放书吧8个。项目受益学校180所，受益学生42428人，受益教师3100人。

六和公益是在成立后第2年开始加入“桥畔计划”的。大部分的初创期公益组织都处于摸索核心服务的阶段，六和公益也不例外。“桥畔计划”通过为合作伙伴提供每年不高于6万元的非限定费用，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创新的案例等帮助其摸索核心价值和产品，降低初创期机构的度过瓶颈期的危险，实现顺利过渡。

“桥畔计划”也走了不少弯路，早期希望通过支持初创期教育公益组织发展来实现整体行业数量的提升，期望在量的提升之上有质量的改变。随着对教育问题理解的深入和对教育公益行业的情况观察，我们发现，机构注册、有专职工作人员这些并不直接能够提升一个机构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只有那些真正关注教育问题解决的机构才有对话的契机。因此，“桥畔计划”将立足点放在为有志于解决真实教育问题的机构服务之上。

LIFE：让教育回归生活

“桥畔计划”自2013年开始受到了行业的关注，逐渐有敦和、亿方、同济、春桃等基金会和社会资源研究所、AHA社会创新学院等机构加入进来共同合作、支持。“桥畔计划”对正荣而言，帮助团队对教育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首先，教育越来越脱离生活，好像只有专家和学校才对教育有发言权。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受过专门“家庭教育”培训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一种机制帮助生活中的践行者发声?让民间的力量能够集中展示出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正如舞蹈家金星所问：“起跑线在哪?谁定的?输在起跑线会怎么样呢?考不上大学就真的没有出路吗?”我们看到很多现实的案例并不是这样。

其次，如果教育是源于生活的，创新、多元、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对于个人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激发一个人想要改变的动力，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希望弄清楚这些问题，2014年我们开始支持“LIFE教育创新”项目。

“LIFE教育创新”发掘全国各地悄然生发的教育创新实践，是改变发生的起点，自下而上的，基于实践的教育推动是有说服力的。项目通过倡导教育回归生活，引导大众参与，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和家庭发生改变。首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将于2015年4月25和26日召开，届时将有40位国内外关心教育的特邀嘉宾前来参会，并将向公众推出50个教育创新案例，并组织超过15个的相关话题讨论。

现在距离高考已有8年，再见到当时的同学，大家聊起来还经常会做梦梦到高考，但是从来都是噩梦，不是忘了带笔进考场，就是一整面的卷子没有写， 那种焦虑如此真实。愿天下的孩子都不再做这样的噩梦。当我们走在六和公益弥漫着书香的校园里，看到随处而坐捧书而读的孩子们，我们知道教育正在慢慢改变;当看到那么多的创新教育案例纷纷呈现时，我们相信未来的教育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