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家德:社区营造是一种后现代运动
罗家德教授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负责人,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组建了清华大学可持续性乡村重建团队,协助一个羌族村寨进行灾后重建和社区营造,并以社会学实验方法研究了社区自组织的议题。
罗家德教授
自那时起,罗家德就与“社区营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推动清华大学成立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帮助社区成立“自组织”自我管理,目前正在推动北京大栅栏地区的社区营造工作。
A:其实原来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社会网络的数学模型分析,本来跟公益没什么关系。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参与到灾区重建工作。当时,我应茂县的要求,在11个受灾村中选了一个村支援重建。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社区营造,刚好我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叫自组织,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自组织开始入手。
我们要求村民自我组织成一个灾后重建协会,不准请外工。我们邀请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工作室帮忙做设计,给村民免费提供轻钢架,但建房的其他钱需要村民自筹。当时,他们建一栋房子平均要10万块,而当时村民年均收入只有2000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A:从灾区回来后我遇到一个意外的机会:清华大学经管系开班了一期面向台湾的EMBA,请了台湾清华大学的一群老师来参访,我被邀请成为一个讲师。在饭厅上,我遇到周俊吉先生,他是台湾最大的房屋公司——信义房屋的董事长,他在台湾成立了一个信义社区房屋基金会,其中有一个叫“社区一家”的项目。
清华大学信义社区研究中心成立
这个项目鼓励社区自组织自己来提案,只要能想出促进社区凝聚方法,就可以申请这个项目,项目提供第一笔资金,并且会请一些专家顾问团,形成对你这个想法的培育平台,但是第一步之后,就要由你自己筹措发展了。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现在做到第二期都快10年了。周俊吉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在大陆也推动一下类似社区一家的项目,后来他就资助了一笔研究经费,成立了这个中心。
A:社区营造这个词是从台湾过来的,台湾又是受日本影响。在香港叫做“社区活化”,其实在大陆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个词,过去我们叫“社区建设”,但这是是由政府主导的,到现在主要推行社区做网格化管理。现在在大陆的一些城市,慢慢变成社会服务外包,让社会组织来帮忙做这事,但一直都还没有改“输血”为“造血”。
A:在台湾,我们把老年人群体做一个划分。住商业型养老院的,一定是最有钱的那10%的老人,因为他们知识丰富,能做产品好坏的价值判断,能承担得起租金。比如说我丈母娘,一个月要1万多到2万人民币的养老费。日本还有移民养老,移民到巴西。日后我们应该也能形成这一风潮,移民到中西部地区,但核心肯定是要医疗配套。
社区营造培训
最底层的10%的老人,是靠政府养老。剩下的70%到80%的老人,都是在家养老,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大负担。所以当时台湾就发动了一个社区养老运动,政府出种子基金,鼓励社区自己成立养老协会,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场地。社区养老运动号召大家,假如你想住养老院,你也要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来,以前可能一个老年人日托所需要10个社工,现在只需要一个社工带领一群妈妈,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A:甚至在社区还没这个想法之前,我们可以帮他们找到自己的想法。做社区营造有一些手法,比如办社区报,搞儿童剧团,搞阿嫲讲故事,你要想办法引诱居民走出家门,不然大家每天下班回家房门一关,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等到小区的问题一爆发,除了守在门口打吵闹,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应单位也很头疼,他们找不到一个组织来谈判,对方没有统一意见。
A:广义的社造我一直很推崇的是山西永济寨子村。他们是真正的由下而上建立自组织,而且现在已不限于那个村,而是发展到36个村合作社,扩大到整个镇上去。
台湾桃米村一景
虽然就我们来看,他们多多少少代表的是农业合作社。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西方所谓的社区营造都是因应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整个社会原子化了,大家重新反思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丢掉了什么。所以,社区营造从一开始发端就是一个后现代运动。
A:企业家虽然不能被培训出来,但有些基本的能力还是可以传授。所以我们会有一大堆经验传承的参考书和培训班,比如养老、育幼、盖博物馆、写村史怎么做,但不会有工作步骤指南。
台湾信义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周俊吉
台湾施正荣说过一句话:我没办法告诉你任何成功的秘诀,但我可以告诉你一堆失败的原因。
A:我个人认为在国内搞社造最核心就是这个问题。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助力,也是最大的阻力。
我们的官员一个最大问题是维稳思维,如何跟官员沟通并取得绝对的信任,是我们要学会的技能。我们来自清华这本身是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会想,清华的总不会乱搞吧。
政府的第二个问题是,政绩和GDP观。他们很急。一个社造至少需要6到8年才看得到初步成果,社造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每次都举台湾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进入桃米村的例子,从1999年到现在,他们做了15年才初显效果。
像国内,寨子村的例子算是成功了,在我看来也是经过了10到11年的时间。但是地方政府等不起,等你10年我就换两任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杀鸡取卵的做法,一个地方只做了一个公共空间,今天中央电视台来报道啦,省政府官员来参访啦,马上进入属于原来行政流程做的事情。地方政府一高兴,开始大量拨款。可能原来搞得热火朝天的社造,钱一多了,人心就复杂了,每天都在想钱有没有发下来,怎么分配。
插画∕ 潘文一 绘
政府的政绩观、维稳观,虽然给社造带来很多的阻碍,但反过来想,当政府看懂了,他很有资源,就可以把控管的习性改为诱导性行为。好像台湾,给一些种子基金,这是诱导。台湾的政府还会找很多NGO来辅导干预,他会给很多经费,来办很多培训,不断增强你们的能力。
大陆的思维是这样的,一旦有成功的案例,地方政府也可以被当成案例全国铺开,大陆只要中央一下令,全国来学习,这铺开的速度就很快了。
A:我们这边有个博士后叫石嫣,发起了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做得还不错。但社造和他们的差别在,社造的所有出发点都是为了社区居民。
今年春节网上有一篇讲博士生返乡的文章很热门,博士生在乡下“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我觉得国内很多事情,都流于短平快,一厢情愿,挫折感连连。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到诀窍,发觉乡民的逻辑跟你不一样,无力感就出来了。
插画∕ 潘文一 绘
我更鼓励的是新故乡运动。新就是指,你不见得一定要返回自己的家乡。比如你家乡在内地某个小镇,你读完大学后回去,你以为你能呆得住呀?光是到县城就业,人事关系你就受不了。所以说,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一种向往,但是你真正想要做社造,你应该从身边做起,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新故乡。
大陆太大,跟台湾不同。台湾的社造主力人员,是在台北工作的医生、教授、律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既有外部能量,又有后现代知识,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台北上班,周末开一个半小时车回到家乡社造。但中国大陆不行,但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找一个乡村当做我们的新故乡进行社造。必须承认,有些家乡你想回去做社造做不起来,因为条件太差了。社造是一个后现代运动,比较容易发展的还是大都市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