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变乡村到振兴乡村，公益力量如何开展这场长达十余年的建设实践

面对已复兴的沙溪古镇，主导者黄印武却难言成功。

2003年，毕业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黄印武加入“沙溪村落复兴工程”。十余年间，他从一名古建筑修复者变成乡村建设者，主导并见证了这个“滇藏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市集”逐渐繁华再现，成为旅游胜地，被写入“孤独星球”英文版。按照今天乡村振兴的标准，沙溪古镇可视为教科书式的操作。

于黄印武而言，“沙溪村落复兴工程”是一场“乡村可持续发展实验”。从最开始的文化遗产保护，到生活品质提升，再到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起乡村整体发展框架，最终目的是恢复沙溪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让更多的人回到这么一个历史空间里，跟它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然而，深入去看沙溪的复兴和繁华，黄印武却发现，与最初的目标有所偏差，本地居民在其中其实是处于弱势的。项目建成之后，因为缺乏自我经营和发展的能力，沙溪村民陆续外迁，将经营空间留给外来商户。当沙溪的发展脱离了服务当地人的轨道，黄印武开始反思，“乡村发展的主体究竟是什么？”虽然村民也由此获得了利益，比如租金等，但是，“这个利益是不是乡村发展所希望看到的？”

只有让本地居民具备内生性的动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带着这个想法，黄印武在3年前开始了另一场探索。

如黄印武一般，十余年来，中国的公益力量陆续进入乡村，在振兴乡村的主旨下，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着力。他们面对的是与以往两千年完全不同的乡村，基于60年工业化和40年改革开放，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大变革”——自然环境逐渐恶化，传统文化式微，人口大量流出，唯有老幼妇女留守，更有甚者整个自然村完全消失。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怀着热情进入乡村到真正认识、发现乡村，从改变乡村到振兴乡村，公益力量自2001年在中国乡村开始的这场建设实践，是一个多方不断挑战认知，不断思考和实验的过程。在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全社会共同行动的今天，其过程及成果无疑深具前瞻性和探索性

沙溪寺登四方街古戏台是四方街上最有特色的建筑。修复团队保留了原有建筑风貌，上层为魁星阁，中层为戏台，底层是商铺。

沙溪的复兴与反思

黄印武来到沙溪之前，这个拥有2400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镇已衰落多年。

沙溪位处云南省大理剑川县，北靠藏区，南边是普洱茶的产地，是西藏与云南两地交通的必经之处。唐宋以来，藏族人到云南以马匹交换茶叶，沙溪是集散重镇，一度兴盛繁华。清朝以后由于官道改向，以及20世纪70年代国道开通，沙溪开始衰败。

上世纪90年代，这个已落寞多年的古镇，以其完备的建筑遗存和传统村落形态进入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雅克·费纳的研究视野。在他的推荐下，2002年，沙溪寺登街入选“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基金会”（WMF）当年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

“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的戏台、客栈、寺庙和寨门，使这个连接中国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WMF评价。同在这个名录中的，还有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国王谷和美国圣托马斯教堂。

2003年，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和剑川县政府共同组建了沙溪古镇保护项目组，启动“沙溪村落复兴工程”，WMF负责筹措慈善资金。拥有深厚建筑学背景的黄印武被选中，主持古建筑修复工作。

黄印武修复沙溪的思路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恢复历史原貌，让人感受到“时间的痕迹”。“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以文化遗产保护来做的，希望通过对最核心的文化遗产和生态景观的保护，提升本地村民对这个地方价值观的重建。”

“沙溪村落复兴工程”分为6个子项目，分别是四方街修复、古村落保护、沙溪坝可持续发展、生态卫生设施、脱贫和文化复兴以及新闻发布。黄印武将恢复文化自信提升到和古建筑修复同等重要的高度，他认为只有提升本地人的文化自信，沙溪才会留住人，其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十余年间，沙溪村落复兴工程全部完工，在当地人还在困惑为什么要花费大量资金去修破房子时，嗅到商机的外来资本纷至沓来。家庭客栈、咖啡馆和酒吧等旅游配套纷纷出现，沙溪很快从一个落寞的边陲小镇华丽转身，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2014年，沙溪共接待游客7.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2,043万元。

项目方随着工程结束而离开，黄印武则留了下来。他好奇“在这样一片古建筑中生活的当地人的发展状态，和建筑本身的未来演绎”。

但故事的发展脱离了他的设想。

“这个村的发展在全国来讲是很好的案例，已经给这个村庄带来非常明显的变化，老百姓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深入去看，基金会抱着支持本地村民发展的想法来支援这个项目，而项目建成后，村民其实没有自我经营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更多是外来商户进入到这个地方，他们能看到更好的机会，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外界的市场，更多村民在不断向外搬迁。”黄印武说。

他开始重新思考乡村振兴的主体问题。虽然三农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关注，“但所有关于农村的决策都是城市人做出来的，这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偏差。”

黄印武曾听说某地供电部门花了很大力气，将电送到深山中，然而那里只有100多人。他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认为就地利用小水电和太阳能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而不用花费如此巨大的成本。于他而言，乡村振兴也是如此，统一的标准的全国模式无法行之有效，而通过民间途径，或可达到目标。

而从乡村内部来说，黄印武认为，以前的乡村政策大多侧重于给予，使得农民形成“等靠要”的消极习惯，农民本身的力量没有被激发出来。还有人口外流问题，“人都没有，怎么实现振兴？”

“沙溪有很好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很好的发展基础，但对于更多的没有优势和资源的村子来说，未来依靠什么发展？”黄印武开始思考，“有没有一条路径让乡村以自我发展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振兴？”

2015年，黄印武决定启动另一场实践。他选择了沙溪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借助爱德基金会等两个公益基金会的力量，让村民更多接触外部世界，转变意识，提升自身能力，获得与外部对接的可能。

黄印武的团队并不主动推行太多的产业，而是希望通过激发村庄内部活力来实现项目的启动。“如果我们以村民作为发展乡村的主体，那么乡村的内生性，以及外部资源跟本地人的内在关系，就是一个核心。我们希望培养村民的内生动力，实现村民主导的可持续发展。”黄印武说。

小母牛在新疆通过“礼品传递”思路实施脱贫项目。

“小母牛”在中国

如果说黄印武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经过了一个过程，那么，小母牛组织的这一理念则是一以贯之的。

自1984年进入中国，国际小母牛组织就一直在秦岭大巴山地区、乌蒙山区等特困地区实施公益扶贫项目。10年前国际小母牛开始本土化，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川海惠”）由此成立，虽然在形式上脱离小母牛，但“自力更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礼品传递”一直是小母牛为人称道的扶贫思路，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牲畜、农作物和技术使其脱贫，之后首批农户再将上述生产资料传递给周边其他农户。截至去年12月，30多年间，这一模式使得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152个县的13万农户实现稳定脱贫。

四川海惠副理事长陈太勇认为，从受助者转变为捐助者，提升了贫困农户的自信与自尊，也解决了扶贫工作中“等靠要”的痛点。

陈太勇将小母牛在中国的公益扶贫实践概括为三个阶段：最早以养殖业切入，提供良种，培训技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从2007年始，探索社区综合发展，建立互助组，重视农户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提升；2013年之后，开始探索“助贫创福价值链”模式，“农户通过公益项目，重燃希望，转变态度，激发价值链各参与者的热情与兴趣。借助市场的力量，能够可持续发展，让小农户在价值链上有地位和话语权。”陈太勇说。

“助贫创福价值链”具体的操作思路为：项目帮助每个家庭进行计划并投入资源，所有家庭加入互助组参与社区建设，互助组联动形成合作社，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市场开发并提供生产服务，从而实现家庭、社区和产业同步发展，稳定扶贫效果。

目前，“助贫创福价值链”已在多个贫困地区取得成功案例，如四川凉山州的养殖业、安徽休宁的标准化冷水鱼产业等。

陈太勇去年在一次采访中说，现在是国际小母牛进入中国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展现自我的机会，他们将展现一个公益组织精准扶贫的独特作用。

随着对更全面扶贫模式的探索，海惠与小母牛的目标也逐渐清晰，他们计划在2020年之前帮扶25万户农户脱贫，2014年到2023年的10年时间里，助贫100万个家庭。

北京绿十字：软件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乡村建设是一个不断认识乡村的过程。从事乡村建设十几年之后，北京绿十字主任孙晓阳越来越坚信软件提升对乡村的重要性，在多个场合她不断强调这一点。

环保公益组织北京绿十字成立于2002年12月，至今已有16年乡村建设实践。初期绿十字主要侧重于盖房子、修路、修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后来逐渐意识到，乡村本身其实蕴含着更深厚的资源。“山水田园、民俗本身就是最漂亮的资源，我们建了很多空壳子，但真正的建筑活着比好看更重要，软件的提升才是关键。”孙晓阳说。

意识到这一点，绿十字逐渐加强这方面的实践，软件在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比如初期操作的堰河村项目，软件方面仅占10%，而之后的郝堂村项目，软件比例从40%逐渐扩大到60%。

堰河村位于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绿十字在这里的软件实践主要通过改善乡村环境实现。之前村支书为带领村民致富，利用村里的空闲地块种植了茶树，但受限于脏乱差的环境，茶叶品质不被市场承认。2003年绿十字来到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环境改善和生态农业实践，堰河村开始获得“襄樊市环保第一村”等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荣誉，茶叶价格也水涨船高。村民受惠于此，之后两年人均纯收入涨幅均在10%以上。

因为堰河村的示范效应，五山镇其他村庄相继邀请绿十字进行类似实践，“五山模式”被推广开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做出批示“要认真研究五山模式”，并到堰河村进行调研。2006年，绿十字将上述乡村建设实践经验汇总到《五山模式》一书中，称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标本”。

经过多年实践，时至今日，绿十字已摸索出一套乡村建设的软件系统。该系统分为八大板块：乡村环境、组织建设、内置产业、能力培训、智慧旅游、传统文化品牌、文创品牌和美丽乡村。“板块不分先后，根据村庄特质切入。”孙晓阳说。

郝堂村的实践在印证该套理论方面更为典型和深刻。这个距离河南省信阳市20公里的村庄，在2011年之前像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趋于凋敝：生态环境脏乱差，农业为唯一产业，青壮年大批外出……村支书胡静怀着“拯救村庄”的念头，从北京请来了绿十字。

2011年3月，绿十字开始为期两年的“郝堂茶人家”项目，秉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挖掘原有建筑价值，转变村民观念。

绿十字创始人孙君在考察时发现，郝堂村的大树保留完好，道路规划和民居建筑也不像其他村庄那样无序，他由此得出郝堂村民风淳朴和村两委组织建设有力两个结论，认为从这两点切入对工作的开展会有帮助。

之后项目的实施过程印证了孙君的想法。尤其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郝堂村在两年时间里大变样，环境干净整洁，建起了学校、老年公寓和图书馆，修了路，同时保留了原有建筑，并开辟了荷塘，一派田园风光。

这种传统乡村面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外出村民开始回乡创业，自发搞起了生态旅游，生活水平随收入增长而明显提高。有一对90后夫妻甚至从广州来到村里，开了一家名为“晒那荷畔”的乡村咖啡馆。

郝堂村的成功实践，使得组织建设在绿十字的乡建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和实践其他理论。以能力培训为例，按照类似生态旅游等农村新兴产业的需求，提高村民的服务意识和接待能力，比如不能按照乡村的传统观念做大鱼大肉，转做健康饮食；用农村家庭特有的材料做庭院景观等。“我们希望的乡村，是让农民回到课堂，农民建设农村，可以自己设计房子，自己布置，烧几个色香味俱全的菜。”孙晓阳说。

故乡农园：乡村与后现代生活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振兴，公益组织需要直面村民等乡村振兴主体，但除此之外，另外的探索路径也在进行中。

2015年初，艺术家唐冠华夫妇来到闽东关中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南部生活实验”。此前，他们已在崂山上尝试了5年自给自足的生活。从小在青岛市区长大的唐冠华称其做实验的目的，是为无法适应都市生活的人探寻另一种生活方式。

“南部生活实验”由故乡农园发起，劝募都市人到关中村体验乡村生活。3个月里共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最终唐冠华夫妇等9人决定留下来，加上原有的3个“新农夫”，共12人组成了“南部生活共识社区”。这是国内第一个共识社区，旨在践行一种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的生活状态。之前唐冠华在青岛一直想进行这样的实验。

关中村位于福建闽侯县荆溪镇，2011年，正荣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正荣公益基金会的前身）在这里租下500亩山林、湿地和农田，探索一系列的田园生活实验，现有南部生活共识社区、栖地自然学校、新农夫生态农业创业和归农书院等项目，统称为“故乡农园”。这个可持续生活共同体项目计划联合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整合资源、跨界合作，打造凝聚手工艺、自然教育、古民居保护、生态农业、共识社区等多种元素的立体生活社区，践行与自然友好的生活方式。

有人士评价，这是一种更大层面的、对后现代化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探索，乡村作为载体，承载着这项颇具野心的实验。成功之后，乡村自然也会受益于此。

唐冠华和社员们的生产方式崇尚自然主义，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和旧物打造可移动可复制的生态建筑，并制作生态工艺品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呈现生活品质。正荣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郑光焰透露，他们正在筹划一个手工艺生产空间，可进行3到5种手工艺制作，包括传统纺织、冶炼、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等。

另一个项目“新农夫生态农业创业”与“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形成呼应。这个项目始于2013年，通过支持热爱乡土的青年人在故乡农园进行生态农业创业，探索解决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路径。来到这里的青年人被称为“新农夫”，他们共同制定《新农夫公约》，主要宗旨和原则是互助合作、守护土地、养护自然、捍卫食品安全，核心观点是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除草剂，倡导生产健康食物。

2013年加入项目的“新农夫”刘继虎在这里创立了生态土猪养殖品牌，秉承自然农业理念，采用“发酵菌床”养殖技术——一种结合现代微生物发酵处理技术的生态养猪法。因为喜欢电影《长江七号》，刘继虎给自己养的猪取名“故乡七号”。

栖地自然学校是正荣公益基金会与福州教育机构乐享自然工作室在关中村合作建立的一个自然与环境教育平台。乐享自然工作室一直致力于对城市青少年及其家庭普及生态观念。两家机构将关中村一座有148年历史的废弃民居改造成了学校，将乐享自然工作室的一整套教育理念和运营方式复制到了这里。另外，两家机构还合作了栖地守护项目。

归农书院与栖地自然学校的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处。2013年，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细雨工作室，将关中村内一座有200年历史的废弃古民居进行修葺，命名为“归农书院”。之后归农书院对外开放，成为一个民宿和自然农耕文化交流的空间，这里倡导晴耕雨读的传统生活方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方法论

在进入乡村的公益力量中，有诸多尝试是围绕提升农人对家乡、对自身的认知而进行的。

曾是一名记者的李丽一度困惑于贵州“富饶的贫困”，于是尝试用公益的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她于2008年发起贵州乡土文化社，专注于少数民族村寨重新发现本地资源，探索符合当地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曾是一名记者的李丽发起贵州乡土文化社，专注于少数民族村寨重新发现本地资源。

10年来，贵州乡土文化社在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不少项目，其中乡村旅游项目帮助很多村寨找到了自我发展之路。而李丽从乡村旅游中得出的“文化自信”认知，并不限于少数民族地区，也适用于拥有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

“农民为什么要做乡村旅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价值，要分享给城市的人。乡村向城市学习，可能城市也要向乡村学习。”李丽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最重要的一点，除了团队建设、村民参与和植被建筑保护等，还有村寨的自我认知。“只有我们真正自我了解，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充分的自信，真正享受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乡村旅游才有持续的生命力。”

在实践中，李丽发现，其实村民对此已有感性认知。当看到广东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贵州村寨时，当地妇女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花钱跑大老远到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后来她们得知，城市人将乡野视为最好的田野课堂，于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价值。

“当看到城市孩子在自己的村寨里上山下河，比农村的孩子还要野时，村民会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就有非常多的有价值的要素，乡村就是很好的教育素材。这些平等交流的活动，注定了双方的共同成长。”李丽说。

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吕宾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用影像记录西部农牧民的原生态生活，但与传统纪录片拍摄不同，他将摄像机交到农牧民手上。

“乡村之眼”培训的乡村摄影师兰则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的牧民，他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叫《牛粪》。

“乡村之眼”起初是一个公益影像计划，始于2007年。该计划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区对农牧区学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培训，支持他们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表达对家乡文化及环境的理解。2015年，乡村之眼注册为公益组织，开始践行更为宏大的使命：以影像为记录手段和启蒙方式，培育在地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力量，促进西部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东西部的平等对话。

“第一步成就感构建，第二步组织化建设，第三步找到痛点。我觉得当地人拿起摄像机来拍摄时，（和社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吕宾说，“最终我们通过影像的方式，推动有责任的内需和原生动力，有归属感的乡村影响社群。”

成立于2007年的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专注于自然保护之外，也意识到当地人的利益问题。他们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地区发展和保护的矛盾问题。

“对保护区周边社区来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少数民族聚集、经济相对落后，我们主要关注保护区周边的社区怎样发展、保护和持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主任冯杰说。

四川平武县关坝自然保护区引入外部力量，对接蚂蚁森林，利用全社会力量保护生态。

在四川省平武县的多个自然保护区，由于专业团队长期以来的巡保和监控，当地生态明显好转，开始有更多的大熊猫靠近生活区。为了保护可持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当地布局了六大产业，如中蜂和冷水鱼养殖等，其中冷水鱼养殖在增加收入之外，也保护了河流，“保护本身是可以作为一个产业的。”冯杰认为。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三个阶段，第一了解与共识，第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第三跟进与推广。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可以通过四个力量（社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来实现乡村振兴。”冯杰说，“光靠当地社区做乡村振兴是不够的，必须有外部的参与，这是外部参与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