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之声--基金会价值、需求与期待
该报告由社会资源研究所撰写，可点击本页面网页末尾的附件查看完整报告。
此次调研和沙龙是 “基金会有效资助之道”项目的倡导活动之一。该项目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社会资源研究所5家机构联合发起的研究和倡导项目。旨在倡导更多基金会通过资助实现社会价值，探寻基于本土的有效资助之道。
「 感谢参加资助之声调研和沙龙的各位金星火星人，特别感谢沙龙嘉宾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李海、春桃基金会刘诗伯、乐龄合作社王艳蕊以及拜客广州陈嘉峻等的贡献。文中汇聚了大家的心声和智慧。期待与更多资助者共同学习探讨。」
谈到基金会与NGO[1]，大家总是有很多话要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说的较多的是基金会“如何”做好资助，而较少谈到“为何”的问题：基金会存在的价值和使命。然而，正如佩顿和穆迪在《慈善的意义和使命》一书中提到的，“尝试善举最常见的失误就是过于忙碌事物而不去强调理念和价值，不进行对话或阅读。”他们期待通过提问“慈善为何会存在”，来更好地理解慈善的使命。在这里，我们也期待通过类似的提问，帮助资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价值和诉求。
基于此，我们于9月下旬发起了【资助之声——基金会来自“金星”，NGO来自“火星”？】的在线调研。调研围绕着基金会的价值、资助双方的需求和期待，就同样的问题分别询问基金会与NGO。一周时间内，共有181人次填写问卷，其中基金会66人次，NGO填写115人次。9月19日，我们在第三届慈展会现场召开了“资助之声”的沙龙，来自基金会与NGO的嘉宾围绕着这个主题，结合调研阶段性结果展开了讨论，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微信账号发布问卷邀请，并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扩散的，填写者多为较为活跃，有相关经验的从业人员。从数据上来看，基金会以独立基金会（39%）和企业基金会（35%）为主，成立5年以上（42%），多为资助和操作混合型（56%），上年度公益支出100—1000万的占到45%。NGO以提供产品和服务居多（65%），60%的机构成立3年以上，56%收入在100万以下，71%的机构来自中国基金会的资金在一半以下。可以说，这次问卷调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我们也更多的将其看作为促成理解、共同学习的过程，期待调研和讨论结论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
基金会的定位和运作方式是多方作用的结果
关于基金会的定位。资助双方一致认同“基金会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位”，不过基金会对此的认同度（51%）远超过NGO对此的认同（39%）。相比于基金会，NGO更期望基金会（35% VS 26%）能够定位于资助。与此同时，双方都呈现出对纯操作型基金会的否定，各自仅有2%的人选择该项，而参与调研的基金会中仅操作型就占到11%。这说明，虽然双方对于基金会定位持一种权变性态度，但对资助和操作的运作方式有明显的倾向性。
不同数据显示，国内只有10%左右的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关于基金会为何不做资助，通常认为有几种原因：理念不清、能力不足和环境缺乏，能力又包括自身能力和伙伴能力。调研显示，50%基金会和41%的NGO认为，没有认识到资助的价值，是阻碍基金会做资助的首要因素。由此看来，清晰地阐释资助必要而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基金会开展资助。
但是否理念认同就能开展资助呢？且看接下来的选择。在第二位原因的选择上，基金会与NGO呈现了巨大的差异。“没钱或资金使用不自由”，排在基金会选择中的第二位（33%），相应该选项在NGO眼中，仅排到第五位（14%）。通常认为，基金会本质上是一笔有意志的钱。但很多NGO没有注意到的是，很多基金会在资金使用上也有自己现实困境。一方面，并非所有基金会都是高富帅的“金星”，相当多的基金会也面临着较大的筹资和生存压力。对基金会的访谈中不时体现出这一点；另一方面，每家基金会有着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和领域都可以进行资助。
嘉宾们也都注意到这里有趣的错位。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李海认为，这个问题反映出大多数NGO对于了解基金会的战略使命、资助领域方面的兴趣不大，只是期望能从基金会得到资金支持。拜客广州的陈嘉峻提出，很多公募基金会的资金直接来源于市民捐赠，这种资金来源和结构也给基金会做资助带来挑战。市民会质疑说为何不直接给钱到NGO而需要通过基金会中转。就这一点，春桃慈善基金会的刘诗伯提到说，这种“资金使用不自由”，让基金会资助官员和NGO拥有了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共同影响捐赠人，通过合适的定位和与NGO的良好合作，让钱产生最大的效应。
由此可以看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结构以及决策权限和流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金会的定位和运作方式。从调研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双方或许存在一个误区。基金会不做资助，一定程度上是客观限制（没钱或资金使用不自由33%），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但在NGO看来，是基金会对NGO能力的不信任（62%）和主观能力不足（32%）。将客观限制转化为主观信任和主观能力问题，阻碍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
资金支持仍是基金会所能提供的最大价值
在实际所能提供的价值方面，基金会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得到基金会与NGO双方的一致认同，并且所占比例接近，认同度分别占到62%和63%。
结合“NGO最需要的支持”一题可以看出，资源饥渴是当前NGO的现状。调研样本中，60%的机构成立6年以上，但超过一半的运作资金在100万以下。“提供适时恰当的资金支持”和“为NGO对接更多资源”两项相加占到118%，说明这个阶段NGO最需要基金会扮演的是资金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
而对于基金会所能提供的第二位的价值，双方出现了较大差异。44%的基金会认为能够提供给NGO对社会问题更深的理解和把握，而相应认同该项的NGO只有22%，仅占一半。李海提到，这种巨大反差反映出基金会多少有些自以为是。基金会认为自己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但NGO并不这么看。在最后关于基金会对自身的期待中，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了。
调研显示，NGO并不认为基金会能对社会问题有更深的理解，对于提供专业指导也不抱很大期望（19%）。双方在此问题上有认知差异，或许是导致某些资助方式不被认可的原因。有些机构提供了资金之外的很多支持，但最后评估显示，NGO认为最有价值还是资金以及资源支持。李海认为，目前双方最有共识的还是资金支持，基金会不提供资金支持而说自己支持了NGO的发展，这是一种耍流氓。
关于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说法认为，基金会因为接触大量组织，同时又站在行业和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因此会比NGO对社会问题有更深的理解；由此，经常听到基金会会去设想，自己能在资金之外提供些什么东西。另一种看法认为，NGO因为长期专注于某个专业领域，为此在某个社会问题上的理解比基金会更深，基金会并不足以在这方面贡献价值，也不足以提供项目和机构的专业指导。
对此，乐龄合作社的王艳蕊提出，基金会能做的或许是通过支持帮助NGO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更深，可以邀请专业的机构作为支持方，而不是自己能做得多好。李海认为，NGO有可能在某个领域具体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但基金会因为资助相同问题的不同项目，可以提供关于问题的全局图景，也可以将其它思路提供给NGO，能够起到一些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基金会成为每个问题的专家，可以将NGO做些适当分类，比如做研究的、做具体项目的，从而能让双方有更准确的定位。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被调研者留言到：基金会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带来它们自身更好的定位，也更具备眼光选择合适的NGO提供资助并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助合作，而这个关系，是公益价值的一大体现：重建社会关系并实现互助共进的合作方式。
非限定资金是NGO当前最需要的支持
在基金会看来，NGO最需要的前三项支持为非限定资金（41%）、相应的资源平台（36%）、项目的资金支持（32%），而在NGO自己看来，最需要的支持前三项为非限定资金（45%）、项目的资金支持（30%）、更长时间的项目资金支持（26%）。其中，非限定资金支持是当前NGO最需要的支持，双方的需求判断差不多。
基金会认为，当前最难给出的支持中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支持尚未看到明显效果的项目改进（48%）、非限定资金（33%）和新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费用（26%），而从NGO的判断来看，前三项是非限定资金（45%）、项目的资金支持（30%）以及更长时间的资金支持（26%）。
可以看出，双方对NGO需求的判断基本不差，反应出基金会对NGO的需求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而NGO自己认为最需要的前三项同时也是自己判断基金会最难给出的，基本上对状况改善不抱希望。同时，也能看到双方在一些选项上存在一些有意思的差异。
首要的差异体现能力建设的理解上。对机构能力建设费用和新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费用双方的判断正好相反。基金会认为NGO更需要能力建设费用（30% VS 15%），但NGO对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费用需求更高（16% VS 8%）。与之相关，基金会认为最难给出的前三项中，支持尚未看到明显效果的项目改进和新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费用上，分别占比48%和26%。
基金会愿意支持NGO能力建设，但又不愿意投入进行新产品研发和现有项目改进。反应出基金会有些急功近利，很期待看到项目的成果，对于项目的改进和探索缺乏耐心。而实践表明，NGO能力恰恰是在新产品研发和项目改进等实践中才能得到最快的提升，而不是去参加某个培训或者请人来做讲座。支持能力建设，或许恰恰需要支持NGO去改进现有项目，开发新产品或服务。
非限定资金，位列NGO最需要（45%）和自我判断最难得到满足的需求（45%）。NGO自己都不抱太大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看起来很艰难。不少嘉宾都提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用什么样的维度来衡量的问题。调研周期是2个月、2年还是20年，背后的问题就有所不同。我们看的是一个NGO的发展还是某个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如果目标聚焦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非短期的项目成果，把时间维度拉长，基金会就更有可能支持支持NGO发展和能力建设，这些费用也不单纯是非限定费用了。
当然，对于NGO而言，需要说清楚机构发展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相关性。如果NGO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能做得更优，也有自己的专业能力，支持NGO的机构发展就是支持社会问题的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了。当然不同基金会有自身的发展战略和聚焦点，NGO也需要据此寻求到适合的基金会。总体而言，聚焦于社会问题本身，将使得双方对话更为容易。
基金会面临的挑战和彼此的期待
在基金会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上，基金会认为挑战最大的前三位为找到定位（56%）、建立品牌（39%）和项目评估（33%），而NGO认为的前三位是找到定位（57%）、如何花钱（35%）以及合作关系（34%）。超过一半的基金会和NGO认为，当前基金会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找到符合自己的定位和策略”。
可以看到，39%的基金会认为“建立品牌”为当前最大挑战之一，但该项没有进入NGO的前三位。一方面，反映出NGO对基金会品牌方面需求的认知并不足，或者说，基金会更关心是从基金会拿钱，并不太关心拿到之后对基金会品牌的贡献。另一方面，基金会为何这么渴望建立品牌？甚至比项目评估的需求还高。作为资金供给方，有自己的品牌之后，能够更容易与卓越的NGO合作，也能更好的推动项目的规模化，但不可否认，很多基金会重视品牌的背后，反映的恐怕还是筹资的需求。
同样，34%的NGO认为“合作关系”是当前最大的挑战，位列前三，但只有12%的基金会这么认为，处于最后一位。这个数据或许让NGO伙伴很受伤，也说明，相比于自身的建设，合作关系的维护，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并不处于基金会优先考虑范畴。李海提出，这或许并不说明基金会不重视合作关系，而是觉得合作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NGO的感观很不一样。由此也意味着，建立合作关系是持续的，而不要认为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关于期待的改变。双方对于NGO的期待高度一致，但反过来，对于基金会的挑战和期待，基金会与NGO显示了较大不同。积极来看，说明基金会对于NGO的了解还是比较多，也比较客观。另一方面，也说明NGO对基金会抱有不适宜的期待。
基金会自我期待改变的前三位分别是社会问题的理解（53%）、资助手法（50%）、相互学习（32%），而NGO对基金会期待改变的前三位是资助手法（44%）、资助申请（38%）、伙伴关系（35%）。
可以看出，除了资助策略和手法双方能达成共识之外，基金会期待改变更多的是在自身提升上，而NGO对基金会期待改变的更多在于双方关系上。NGO期待基金会能够减少资助申请和管理的繁文缛节、与NGO伙伴间关系更平等，而基金会更期待的是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相互间的学习。
关于资助申请和管理，经常是NGO吐槽的对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38% VS 15%）也极为明显。没有人喜欢繁文缛节，但如何保证必要的度很关键。不少基金会将填写各类申请表视为必须的过程，但问题在于，为何有些基金会的项目申请和管理流程，能够帮助被资助方提升对项目的理解进而成为一个能力建设过程，而另外一些基金会项目的申请却让被资助者感觉是浪费时间呢？嘉宾们提到，资助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是否只能通过写项目书的方式来达成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资助双方共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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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便表述起见，这里将NGO与基金会并称，指代狭义上除基金会之外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