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荣专项救灾：让我们在灾害面前更有力量－－《正荣视线》

文章来源：第42期《正荣视线》

文章作者：福州日报记者 任思言

    8月14日，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通的一天。

鲁甸县勤益幼儿园安置点，NGO备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将救灾物资递到灾民手上；

“荣援家猪”养猪合作社的组长竹国春刚与收购者谈好了一笔生意；

芦山县横溪村村委会，村里的老人们认真地看着益多公益志愿者们给放的露天电影……

他们互不认识，但在他们背后都有正荣专项救灾基金的支持。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设立一年多来，面向全国，通过小额项目资助，支持和倡导民间公益组织秉承“理性、专业、合作”的理念，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技能，开展相关的灾害服务项目，目前已资助30余个救灾项目，不仅使数以万计的人受益，也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分享的实践经验。 

初心与探索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了里氏7.0级地震。次日，正荣公益基金会接受正荣集团救灾捐赠300万元，成立了“雅安专项救灾基金”。

雅安地震发生后，大量的民间救援力量集中涌入灾区备受公众质疑为“添乱”。这些民间力量零散、而且专业性不足，占用了本就有限的救灾资源。“我们的目的是想做事，而不是添乱。”正荣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李盼告诉笔者，刚成立的基金会缺少救灾的经验，确保捐赠人的每一分钱都按照他的意愿花在灾区，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成为基金会最重要的任务。

经过一番调研和讨论，最后正荣公益基金会选择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双方采用配比系数为1:2的出资方式合作开展雅安灾后救援工作。“和南都的合作既能有效地帮助到灾区人民，也能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会，这样也算是在两个基金会之间实现了互助。”李盼说。

建立受助人群之间的互助关系，成为“雅安专项救灾基金”首先关注的问题。在最初期接到的21份申请中，基金会选择的“记·路”参与式社区灾后重建拍摄、芦山“养猪合作社”等项目都体现了这样的资助救灾理念。

2013年6月，基金会调整救灾思路，在征得捐赠方和理事会的同意下，改名为“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取消了仅限雅安灾区使用的限制，从雅安延展到全国，倡导大家关注身边的灾难，用本土的力量去面对、解决本土的问题。“正荣专项救灾基金不仅有常规的两个资助领域――减防灾教育和社区文化重建，在面临突发灾难时也会启动紧急救援参与灾后重建行动。”李盼表示。

重建的，不只是房子

“老师，我怕！”在芦山地震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宝兴县的老师们常常能在课堂上听到孩子们这样的声音。

地震不仅给灾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毁坏，麻木、恐惧、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攻击性增强或者行为退缩等问题，这种被统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病症在灾区儿童中普遍存在。除了对灾区的重建中，更需要“重建”的，是心灵。“如果孩子们周围的人内心稳定，能够理解他们，为他们营造安全的环境，对他们修复心理创伤有很大的帮助。”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专家孙一江说。而教师和家长却缺乏必要的心理援助。“有老师曾说过，他们是一群焦虑的老师，带着一群焦虑的学生，学生回到家又遇到一群焦虑的家长。”

正荣专项救灾基金资助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开展的“芦山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其重任之一就是为教师和家长提供心理援助。在雅安灾区，他们通过组织家长、教师工作坊，让专业社工和治疗师们提供协助，辅导教师和家长们掌握基本的心理重建方式并放大，保证能长期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关怀。

新兴小学在4.20地震重灾区宝兴县灵关镇附近，杨老师是这所学校二年级的班主任。可地震之后，孩子们发现以前很温柔的杨老师“变了”。“班上一个男生不听话，常常惹得老师大发脾气，还有的学生被老师打过。”

项目组在2013年12月为灾区的老师们举办了一期“教师工作坊”，杨老师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坊，两天的经历让她觉得找回了“自己”，她把自己在工作中的郁闷用情景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参加‘教师工作坊’之后我才体会到，那个不听话的男生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我给了他更多的宽容和鼓励，现在他不调皮捣蛋了，还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现在，杨老师还会用在工作坊上练习过的“爱的表达”，微笑着环视全班同学。

“家长怎么释放地震带来的压力？孩子在地震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怎么能帮助孩子恢复正常”，这些问题在“芦山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组举办的“家长工作坊”都能找到答案。不少家长在参加“家长工作坊”之后都转变了教育方式，与孩子原本紧张的关系变得融洽了。

“光凭我们项目组的十几个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实在是太少了。”孙一江对笔者坦言，直到现在，雅安对心理康复资源的需求，并没有随着地震的远去而减少，反而随着不少家长外出打工，不少空巢的孩子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项目组只能在当地培养几名社工，在当地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心理援助，“人太少了，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孙一江告诉记者。

恢复的，不只是生计

2013年7月雅安，一个打着赤膊，浑身被太阳晒得黑亮黑亮、身体健壮的汉子在烈日下抢修着被地震震坏的猪圈。他叫竹国春，是“雅安芦山养猪合作社项目”的组长。

4.20雅安地震使竹国春遭受重创，他辛辛苦苦建起的养猪场被夷为平地，直接经济损失达3万多元。地震之后，竹国春和家人一起将猪圈里的碎砖和石块进行了整理。可是几万元修建猪圈的费用难住了这个四川汉子。和竹国春一样，同样的问题摆在横溪村村民面前。地震之前横溪村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种植业。而地震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掩埋了村民们大部分的土地，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整理恢复，对于灾民们来说，在地震之后如何维持生活，“吃饭”则成了大问题。

与其他的公益组织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正荣公益基金会的视线，则投向了如何帮助灾区提升互助自救的能力。为此，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在当地资助开展“养猪合作社项目”，由专项救灾基金配比30%的启动资金，参与合作社的村民出资70%自主建设运营，成都青羊三方调查评估中心帮助链接外部资源，引导村民们搭建自救与互助的就业平台。

“现在我们养猪有补贴了！”得知这一消息，村民们奔走相告。由于村民们参与性高，一开始项目组设计资助8家养猪户，之后扩展为12家。就连在成都温江从事养猪屠宰的村民竹树云，也在村民们的动员下，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参与合作社经营，并且为合作社提供饲料采购、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建议和指导。合作社成立之后，其发展由村民们决定，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小成本的投入撑起了灾民们重建的信心，在感恩中重建家园，社员主动将合作社命名为“荣援”（正荣公益基金会援助）。“这个合作社最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给了我们一种信心，而不是‘我给你钱，你想怎样就怎样，我不管你了’。”村民们说。截止到2014年6月，养猪合作社生猪出栏量达2372头，比震前同期数量高出213头，实现大户带动小户，提升灾区农民自我恢复生计的发展能力。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最满意的地方在于，建立了一个互助的组织，让这个组织自己去发挥能量。原本是项目设计中的重中之重——生计——现在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服务对象的自我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可以治愈在地震中的心灵创伤。”负责此项目的成都青羊三方调查评估中心马树海说。

防减灾教育的“聚能环”

2012年人民网做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灾难面前，仅有51%的人知道一些各类灾害的自我保护措施、逃生技能，而非常了解的只有6%，这样的数字不禁引人深思。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虽然不少国内小学校已经开始引入一些防灾减灾知识教育，但是这些知识教育是否系统、准确、有效，还有待与商榷。“灾害发生时，我们通常来不及深思熟虑，都是下意识采取行动，这就需要平常养成意识和习惯，这是需要长期教育累积的。”正荣公益基金的项目官员李盼说。

2014年7月12日－13日，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主办的“中小学校园安全防灾减灾论坛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校园防灾减灾教育的现状及其挑战，以及民间组织在学校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定位和作用成为与会者讨论的重要议题。

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顾林生介绍，日本的公众减灾教育经验值得学习。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坚持不懈地面对公众开展灾害教育，包括建立宣传教育场馆、开展社区灾害应急演练、建立社区防灾组织等方法。相对而言，中国公众对灾害的了解和对减灾教育的参与度远远不足。“我们经过调研发现，接受过防灾减灾教育的民众很少，我们现在是重救灾，轻防灾，总是强调政府如何救灾，而对民众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灾害突发如何应对较少提及。中小学的防灾教育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多是以演习的形式，往往流于形式，应付差事，缺乏持久性和系统性。”顾林生说。

北京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刘宝宗则认为，无论是民众，还是中小学生即使能接受防灾减灾教育，如果内容空洞、生硬，也很难真正生效。“防灾教育需要大量专业的科普人员，能够寓教于乐，而在现在看来，这方面人员极度缺乏，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参与到校园防灾减灾中来。”

李盼说，正荣救灾专项基金今后会更多地关注防减灾教育，“我们会加大与民间组织合作，去探索和推广有效的防减灾教育模式，防范于未然才是最基础的救灾工作。”

灾区救援走向更专业，精准化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截至8月10日，共造成了617人死亡，这次地震发生在偏远山区，救援环境艰苦，工作强度高，补给获取困难，考验着在现场参与救灾的各类组织。8月4日，正荣专项救灾基金开启救助申请通道，同日就与NGO备灾中心建立了沟通机制，支持NGO备灾中心派遣队伍前往鲁甸灾区开展紧急救援行动。

地震次日，正荣公益基金会联合NGO备灾中心在鲁甸县国税局设立“8.03鲁甸地震紧急救援行动联合工作站”，为更多救灾团队提供食宿及信息服务，所有救灾伙伴都可在此办公。工作站设立指挥部，分组明确，分批过来的成员组织和志愿者可编入分组，有序开展救援。

“多次的救灾经验，让我们认识到，越来越来多的组织依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形成不同的救灾角色，在这其中‘协作统筹’就显得尤为重要。”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说。随着救援队伍一批批地进驻灾区，联合工作站在协同救灾中的作用突显。“我们在前方搜索，了解救灾点的需求，工作站就派人把物资送过去。”联合工作站一共吸纳了来自各省市的5家NGO组织，并争取到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等基金会和信息工作平台的支持，救灾的精准化程度更高了。

“相当专业、相当及时！”在对联合工作站进行调研之后，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学院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顾林生院长认为，对于救灾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加油站。

“目前，我们提供的服务方式也变得有层次了，有的服务于灾民，有的服务于其他的社会组织。”据NGO备灾中心的王树光介绍，随着安置期的到来，中心将利用四川灾后重建的经验，采用“社会组织对口援建”的方式，来推动云南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支持他们开展灾后减防灾教育、社区服务、社区生计发展等工作。

 “‘适应灾区需求和可持续性’，是正荣专项救灾基金资助的所有项目的起点和动力。我们也期待着与更多的社会组织合作，尝试以更多元的方式探索更有效的救灾模式，将爱心升华为理性、专业和协作，将单向救助转变为自救互助，以此让我们在灾害面前变得更有力量。”李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