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教育应回归根本——感想

“为生活重塑教育”很打动人，如何度过美好人生是人要面对的终极问题，美好生活也自然成了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包括教育。

教育起初本就是为了生活，只是在早些时候，黑白颠倒，变质严重。赛亚·伯林曾说：“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斯大林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是人类的目的，能够满足我们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亦见于《苏联的心灵》正文001页前）

即便是八十年代末出生的我，也赶上了那样的教育的尾巴——宣称要做大海里的一滴水，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一个“有用”的人。

为生活重塑教育，是要倒转乾坤，就像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不是为了某个集体、国家或民族或某个宏大理想而存在，人本身即是目的而不能仅仅被当做手段。“重塑”依我的理解不是创新而是回归。正像revolution一词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Coelestium）里的意思更近于回归，循环运动，而非现在意义上的革命和革新。（详见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如今教育的创新实际上是在计划体制教育下的边缘革命，就像改革开放之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创新，不过是对经济本源的一种回归。

计划性的教育和计划经济，有着许多相似性，其逻辑关联也是同构的。就是说自主生产，自由交换，是人本来的权利。自己的父母选方法教自己的孩子，也是本来应有的权利，但是计划体制就把这些全由国家垄断了。一个垄断的东西，从意愿上就会出现惰政。

然而惰政可能还好，如果我们去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会知道，在方法论上，计划经济的不可实现性，每个人的需求，一个中央政府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只有自由交流信息的市场能勉强满足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中央政府在经济和教育上越勤奋，干预和管制越多，则管的越遭，撤点并校就是一个例子。

在如此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未来的理想，要过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计划，甚至各个不同，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也日趋多样，那自然一个大一统的教育不可能满足这样的需求，所以需要探索不同的满足诸种需求的教育创新，这个创新的自由越大，市场越广阔自由，人们的选择越多，也就越可能幸福。

我觉得这样的因材施教的理念，是人类久远的传统，也是教育的本源，教育本身就是多样的，只是早先被人为的束缚，到现在才渐渐重新生发出来。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转轨（参看科斯的《变革中国》）首先是像安徽凤阳小岗村这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是深圳特区自发的先干起来，是城市里的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先转起来，然后得到政府的肯定，才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

教育是滞后了，如今的在家上学，可以看成是教育上的小岗村实验，当时小岗村的村民，按红手印签的契约，做好了杀头的准备：“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剁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１８岁。”

在小岗村之前，其实有很多分田到户的尝试不过有些就真的直接被政府禁止了，把人抓起来了，土地公有化的时候也发生过回潮，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被屏蔽了（详见《变革中国》第三章）。直到后来（1982年），这些包产到户的尝试才被合法化。

教育也是一样，一方面需要民间的力量自生自发的去选择和创造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同时也需要倒逼教育体制和法律的改革，给人们这样的空间，双向的交互作用才能形成转变。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经济上“增量改革”模式也值得借鉴，改变的办法除了倒逼体制，还可以在原本体制之外创造出大量的教育模式，如起跑线俱乐部，如游学项目，当这个模式大到一定程度，也就稀释掉了体制的种种不堪。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儿想法，与各位讨论，交流，希望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