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芳的田野手记 | 莆田民居对开门扇上的“四字春联”有什么讲究？(下）
《芳芳的田野手记》是由“汀塘村口述文化志”项目与公益大爆炸合作的专栏，跟着人类学者郁弘芳的田野脚步，一起走读汀塘、莆田、福建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地域文化。
芳芳（郁弘芳）
人类学独立田野工作者
汀塘村口述文化志项目代理人
莆田门旗的远古诗性
与民俗谱系价值（下）
从桃符到门旗，再到春联的民俗演变
在莆田，门旗与春联是同样的“红底、黑字、白额”，只是字数不同，位置不同。那么，莆田的门旗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对于中国的民俗研究有何意义，它与春联有何关系？
莆田当地人告诉我：“门旗从前是桃符，春联在门旗之后。”若果真如此，门旗便为春联民俗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谱系案例。
“春联起源于桃符”的说法，虽已被广泛接受，但桃符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春联的，论证过程似乎也并不完整，或许莆田门旗可以很好地填补这个空缺。
莆田门旗和春联 摄影：芳芳
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上有一位重要的学者，叫黄石。黄石先生师从吴文藻，与费孝通为同学。黄石接受了田野调查的训练之后，他提出了“民俗社会学”的主张，提倡从田野中寻找民俗学的材料，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民俗问题。
黄石先生和历史学家傅衣凌，都曾做过“桃符考”。傅衣凌是福建人，他将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作为原始材料研究中国经济史，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础。黄石和傅衣凌都曾明确提出春联是由桃符演进而来的观点，并认为桃符具有“治鬼辟邪、 禳灾已病”的作用。
那么，桃符究竟从何而来？桃符和门旗是何关系？
先秦两汉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确立时期。其中记录先秦礼制的《礼记》，详细记载了祀之等级：“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意思是人们以身份立祀，不可越级。平民可立一祀，或“立户”，即立门神；或“立灶”，即立灶神。
门神保平安，灶神掌饮食。先秦已降，中国人如此延续着“家家都有神明住，宅宅门神和灶神”的传统。再加一位财神，构成百姓春节必祀的三位神祗。而其中“立户”、“祀门神”的器物，最早便是“桃符”。
1、黄帝立大桃人 / 画二神
北宋王安石写过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题为《元日》。元日意为“初始之日”，即农历正月初一。古人认为一年有十二次月圆。十二月满，旧岁已毕，新春复始。春为岁首，故称“元日”。
如今的莆田民间，依然盛行着一种红紫色纸张印刷的《春牛图》。这是古代中国人一种用来预知当年天气、降雨量、干支、五行、农作收成等资料的图鉴。我在莆田宫庙的墙上总能看到《春牛图》。每年《春牛图》上的图案不同，不识字的妇人也能从中读出今年农耕的注意事项。
从桃符到春联的演进，经历了四千多年，不变的是“立户”这一原则。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祖先崇拜”，华夏道学的渊数在“黄老之学”。“黄”就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他为中国人的生活做了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和习俗安排。桃符也在其《黄帝书》中，时称“立大桃人”。
东汉王充（公元27-97年）在《论衡·订鬼》中引用了《山海经》中的一段话（今本无）：“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意思是上古的时候，有二位神仙住在桃树下，叫神荼和郁垒。他们拿着苇索，抓恶鬼喂老虎。为了辟邪，黄帝便根据时节，立桃人，在门户上画二神和老虎的像，悬挂苇索，以抵御凶魅。
王充之后100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亦有类似记载:“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这说明汉代的春节习俗中，有做腊肉、饰桃人、垂萎索、画虎这四样。有趣的是，这四样习俗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并扩散至其他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日本，庙宇新春必悬挂“注连绳”辟邪，而韩国，有挂白底黑字春联的习俗。
2、门旗在桃符与联语之间
因为桃木能辟邪，起初人们制成桃茢/桃弧/桃梗，又有桃印/桃板/桃牌。而桃印的大小是有讲究的，这便是门旗与春联的前身。《后汉书·礼仪志》书：“桃印长六寸，宽三寸。”6寸*3寸就是20cm*10cm。神奇的是，这与今天莆田门旗的大小、比例相差无几。
因雕像、画像均耗时颇多，百姓便在桃木板上刻“神荼”、“郁垒”四字，同样起到辟邪之用。从雕刻神像，改为雕刻神名，简化了桃符的制作难度，也开启了在桃符上题字的传统。桃符上题神名保持了千余年后，五代时期，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书写联语。
五代十国后蜀主孟昶是一位热爱题联的君王。《茅亭客话》记载了他的轶事：“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
元亨利贞，是易经乾卦之四德。“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这四个字是说：以阳气始生万物，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
因为桃木本有辟邪之用，那么“元亨利贞”替换“神荼郁垒”，可以增加其文化深意，这让蜀主十分满意。他继续命人题桃符板于自己的寝门：“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一幅五言桃符，被后世追认为最早的春联，因为春联俗约至少五言。
而莆田门旗，应该就是介于从桃符上书写“二言神名”到题写“四言联语”之间的阶段，即二言联语。南宋施宿在《嘉泰会稽志》载道：“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可见宋时，桃牌上书神名与书他语，是并行的。而这“书他语”的桃符就是门旗。
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从宋到明，桃木板逐渐被红纸取代。因为红色是火的颜色，亦有辟邪之用。而“朱”“红”同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格外喜欢红纸春联。明代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写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朱元璋又是一位酷爱题联的皇帝。他在除夕前忽然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时出现。”第二日，他真的微服挨家挨户巡阅，看到没写春联的人家，还亲笔题写。
明之后，贴春联成为中国人春节必备的传统习俗。而桃符原本的辟邪之用，一部分由“贴门神”承担，一部分由“贴道符”承担。在莆田，因为门上保留了门旗这种形式，除夕前，每家每户必从宫社请一张道符贴于门上。至于门神，可以看到莆田民居的门侧必悬钉着一炉，如遇节日，必有一香祀门神。
如果我们将桃符、门神、门旗、春联放在一起看，便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做了一张图。
我们在前文提到，五代十国时期之于研究福建历史文化的意义，或许门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莆田，莆仙戏被称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那么，门旗何尝不是五代宋元桃符民俗的活化石？
因为强烈的族群意识和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莆田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形态凝固下来。纵使朝代更替、社会变迁，莆田仍然执着而顽强地将某些传统民俗复刻至今。而这些民俗中，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性格与理解世界的方式。
钱穆先生说：“世俗即是道义，道义即是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殊处。”因为中国人一方面看重世俗生活，另一方面也看重文庙、族谱、祠堂、祖坟等实物，因为这里面也藏着道义。莆田有庞杂的宫庙体系，有用典精深的门旗文化，它们尚未被时代替换。因此，今天的我们尚可在实物中触摸到那个遥远的精神存在。对于研究者而言，这实然是一种幸运。
*本文感谢莆田汀塘村南夫老师、李荣兰老书记提供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论衡》王充
[2]《风俗通义》应劭
[3]《后汉书》范晔
[4]《从桃符到春联的演进-基于祝由文化兴衰的视角》钱珏 刘涛
[5] 《对联在明代》 咸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