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花园里藏着“参与式社区规划”的钥匙
引言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上海，城市更新与社区规划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而在城市社区的边角上，设计师带领居民装点打扮建造维护身边的家园，掀起一股社区花园的营造潮流，由此推开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大门。这群设计师就是来自四叶草堂团队的小伙伴们。他们的“上海社区花园系列公众参与公共空间更新实验”因而在2020三联人文城市奖中被评为“知识分子型设计师实现社会理想的一种范式”。
刘悦来是四叶草堂联合发起人、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的负责人，也是上海首批社区规划师。以下内容来源于他在11月29日举办的“多元主体共创美好街区论坛”上的分享，您也可以点击下方播放条收听现场录音。
一个多月前，地处上海三林镇的东明街道社区花园节热闹开幕，70个大大小小、类型不一的社区花园同时启用。它们背后的设计者、建造者和运作者，不是专业的园林景观设计师，而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在此之前，东明街道和城市化中的大多数社区一样，钢筋水泥，没有居民交流与互助的公共空间，人与人相互疏离。作为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南北高架、延安高架建设时的居民安置地，东明街道是伴随上海浦东新区的大拆大建形成的。
经历过大量的动迁安置，这里社会资本匮乏，社会问题频发，在社区治理上面临很多挑战。开发后仅剩余小型的公共地块、建筑垃圾堆积、居民占用公共空间堆放杂物等现象也使得各方缺乏建设动力。
2020年，在东明路街道与同济大学、四叶草堂团队的合作引导下，东明路街道的居民们开始参与到社区花园的改造和建设中。当时，刘悦来和四叶草堂团队将社区花园与社区规划相结合，为街道做了个三年行动计划，覆盖街道的38个居民区。
社区花园不只是一个种花草、做园艺的地方，而是民众共治共建共享的开放空间和场域，它可以叠加在屋顶、商业空间等任何开放、共享的空间或产权之上。类似这样的社区花园，刘悦来他们已经在上海做了超过120个，产出700多个mini社区花园。在他们的项目运作中，社区花园共建是街道推动参与式社区规划很重要的一部分。
2020年10月，上海市民政局提出全面实施参与式社区规划制度；2021年9月上海市人大通过的国内首个地方法规《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中明确了社区规划师制度。
对刘悦来而言，参与式社区规划并不算是新鲜事。三十年前，他在同济大学读城市规划的时候就能在文本当中看到“倡导性规划”，即强调公共参与。毕业后，作为景观设计师的他在工作中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深有体会。“自然美学”、“环境伦理”、“参与式规划”这些设计理念仅仅是作为理论存在。“景观设计原本是把自然带入城市，协调人与土地的关系，我却感到我们在专业地破坏自然。”
2014年，他和伙伴在淞沪铁路旁一块荒地上，用自然设计的方法，建成“火车菜园”。
这个社区花园没有名贵的花木、贵重的石材，大多是种植成本很低的灌木和地表植物，却很快成为宝妈们眼中的“自然学校”。很多妈妈带着小孩来到这里，与大自然亲近，观察鸟窝，看动植物四季的变化。刘悦来由此看到了“火车菜园”能超越花园本身，产生更大的连接。
后来，四叶草堂用6年的时间，通过参与式共建的方式，让杨浦区一块原本建筑垃圾成堆、经常遭市民投诉的衰微之地改造成“创智农园”，还使得周边两个社区因此不断融合，打通了相隔的围墙。
共治的景观带来的点滴变化，让刘悦来越发相信，由社区花园为路径的参与式社区规划，是对路的法子——它蕴含着天然的包容性特征，不将城市作为自然的对立面，引导都市审美和价值观的转化，实现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重塑，也提升了城市韧性。“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先做个示范，然后教大家来做，赋能给社区，告诉大家在家门口营造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并不难，但你要加入进来。”
在东明街道的实践过程中，他总结了三个主要的策略。
有专业力量介入的整体规划
刘悦来发现，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不亚于城乡差距，要消解其中的隔离、隔阂要通过社区规划。它是超越产权边界的内容，而且要涉及到公共权力，产生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街道层面有各种边界，这些边界之间互相牵涉、掣肘，有它的好处，也有问题，要推动街道层面更好地统筹资源。首先要通过整体规划，在一个图景，把各方的利益放进来。这是所有合作机制的前提、讨论共治愿景的前提。先有规划，才有路径。
这个规划由谁来制定的？
规划不应该只是一种原来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应该有更多的民间自主性；不仅仅是做设计的人要去做，而是越来越朝向每个对未来城市有设想的人，每个人更加有自主性，更加自由的一种表达。既要有专业力量的介入，同时又能结合更多
居民提案，是一个协商的、参与式的过程。
“人民城市本质上的价值，是每个人应该从社区入手，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而基于市民生活本身发展之刚需，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本质推动力量，也是从社区规划到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根本逻辑和趋势所在。”刘悦来认为，在地居民是主体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变更的。所谓的主体，是每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责任，不光是抱怨，不光是投诉或者维权，而是能够承担责任。当这种责任需要跟一些其他的资源和相关部门协商的时候，原本的自治或者说自我改善，就变成了共治。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不跟隔壁打交道根本实现不了，所以不光是自己玩，还要跟隔壁玩，跟更大的范围玩，这才是具有共治的意思。
他希望能把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变成参与式的社区规划，从for people，到跟大家在一起，和社区在一起。做工作坊就是典型的with people，希望这些提案最后是by people。目前东明路38个居民区都已经有或者正在创设自己社区发展目标和口号，他们要制定自己社区的三年行动计划参与提案。这样一来，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跟自下而上的民间提案就能联动起来。这些提案固定下来后，再通过参与社区规划来有效落实。
多层次的能力建设
街道干部，尤其是街道党政一把手的参与，这在当下中国是非常重要一种机制。刘悦来他们构建了从政府工作者到专业者，再往下到社区、居委干部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普通居民的相关培训，让大家通过一种协商的工作坊机制形成共识。
这些重要的社区主体成员，都作为社区规划师，纳入参与式社区规划队伍体系中。刘悦来和团队提出“1+1+N”的共建模式。第一个“1”是居民主理人或是社区规划小组组长，包含社区干部、社区积极分子等。作为社区规划的主体，Ta必须是能够持续下去，能发挥大家的专业性，同时又有更好的热情去跟社区连接；第二个“1”是能深入社区、赋能社区的专业力量，特别是年轻的专业力量有志于社区规划社区营造创业的专业力量第三个“N”是指社区周边待发掘愿意参与社区规划和社区共创的社会力量，如学校、企业、商铺等。
从干部到青年规划师，到人民社区规划师、小小社区规划师，虽然这样一个人员层次还达不到系统全面的规划，但他们希望将公众能参与的部分切实开放，让大家真正介入其中。在此过程，高校作为外部力量，也参与进来，包括同济、复旦、交大等。
网络化的空间布局
在网络化的空间布局上，空间更新的三年行动计划也同时进行，落实到每个社区。每个社区也有自己的三年行动计划，跟街道匹配起来，在实际推进中与能力建设相结合开展。
这样的工作模式很快凑效，一年时间之内，东明街道诞生了超过70个社区花园。它们有大有小，其中30多个完全是社区自己做出来的。
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孩子们也加入社区规划的行列，认真地出谋划策，一手一脚地合作搭建心中的社区花园。
社区花园联结着许多社区力量，融合了带着不同经验的人们对社区未来的想象，丰富、接地气且拥有无限的生命力。
无论是老人、孩子、社区妈妈，还是其他参与的社区主体，都能在“从社区花园到参与式社区规划”的过程中有所付出，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