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芳的田野手记｜莆田的隐喻世界:一支兴化军的精神符号（中）

《芳芳的田野手记》是由“汀塘村口述文化志”项目与“码字工人联盟”合作的专栏，跟着人类学者郁弘芳的田野脚步，一起走读汀塘、莆田、福建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地域文化。

隐喻的世界:一支兴化军的精神符号（中）——莆田境社中的兴化军精神

芳芳（郁弘芳）

人类学独立田野工作者

汀塘村口述文化志项目代理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莆田，尤其在汀塘村做田野，我脑中时常自动浮现出这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虽然莆田地处闽中入海一隅，但其民俗、人群之中总也若隐若现一种精神。城隍庙、妈祖庙、社宫等各种宫庙的匾额、楹联、油纸灯笼上常见有这四个字：护国庇民。此地，“祀与戎”仿佛浑然一体，我且称之为“兴化军精神”。

我记得某天，我的朋友阿夏与汀塘欧叔辩论“为什么要生儿子”的话题，争到面红耳赤时，欧叔说：“不生儿子怎么打倭寇？”这个理由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对莆田人来说却无比真实。那门板上的白头门旗，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和平不是永远，要随时准备着战斗。

一、江山社稷与莆田社祀

中国人称国家为“江山社稷”。何为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社会”的本义是祭祀土神的“社”之联合。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已经没有“社”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在莆田看到活生生的“社”。并且它不是一个古代遗迹，而是鲜活的社民、完整的“社”的建筑和一整套贯穿全年的仪式仪轨。如果说“村”是莆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那么“社”才是文化意义上莆田真正的基层组织，是打开莆田民俗密码箱的钥匙。村庄的主要民俗活动都是围绕“社”展开的，当地人称“里社”。莆田人的生活离不开“里社”。他们的心中至少有两张地图，一张是行政区划图，另一张是“里社区划图”。
就像汀塘村人在“口许”时的自我介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武盛里汀塘境丰荣书社某某某”，这是莆田在明清时的行政归属，也是莆田人在另一个维度里的地址和身份。在那个系统里，莆田人的“编制”仍然在“社”，而不在“村”。如果你漫步莆田乡间，看到一个以“社”为名的飞檐建筑，旁边有一个空旷的广场，还有一个戏台。那么恭喜你，你很可能正站在一个村庄古老而悠久的文化中心、信仰中心和公共活动中心。

图：汀塘村丰荣书社

2020年11月16日，列入莆田市秀屿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丰荣书社在明代兴化府莆田地图中的位置

汀塘村丰荣书社的主供桌上刻着“春祈秋报”四字，正是古社之本义。汉代《白虎通义·社稷》中解释：“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

在古代，王朝把“社稷”当作自己的立国之本、立政之基。北京尚有“五坛”遗址，曾是明清两朝历代帝王的祭祀之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此社稷坛，又称太社坛、太稷坛，乃最高一级的社。而民间乡野的“社”则最基层，《礼记》中称为“置社”。

社稷礼俗本是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祀礼，蕴含着华夏文明对国之有国、君之有君、民之有民最本源的理解。此所谓“无土不生万物，无粮难以养民，天赐君以土，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在社稷之礼中，确认自己在天地和国家中的身份坐标。

今天，社祀之礼虽已延续4000年，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却已经没有“社”了，偶有村庄保留着“一木一社”（一棵社树护着一个露天社台）这种最原始的社祀形式。但仍有莆田一市较为完整地再现着“社”之建筑、“社”之名称，并以自己的方式延续“春祈”与“秋报”的传统，可谓一个民俗奇观。

莆田人在春季时闹元宵：跳棕轿、游灯、菩萨巡游、轮选福首，又在秋季社公生日时看社戏、吃戏饭，恍若华夏社祀全盛时期——大唐的模样。唐代的社日盖过中秋、重阳诸节，是全民生活的兴奋点。今天的莆田社日亦是如此，火树银花，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有学者总结先秦社祀之目的：“祈求好收成、祈雨求晴、祈求消灾、娱神娱人、婚恋求子、赢得战争胜利”。今天看来，这些诉求依然存在，但已不能概括全部的社祀内容。莆田的“社”还受到周代以来“里社合一”的户籍制度、元代以来的“社学”制度、明代以来的社庙重整的影响。因此，莆田之社亦具备了“户籍统计”、“社学并举”和“多神并祀”的特点。

图：清《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九 学校志

关于社与社学的关系，当地人告诉我，书社是比社更高一个级别的形式，依例必须境内科举高中、出了大官，才可升书社。例如丰荣社升为“丰荣书社”，是因为明代出了一位被誉为“五经师表”的欧志学，官任广东潮阳知县。至今，村里还在流传：邻村参与科举的考生为给考官留下好印象，曾“挂名”于丰荣书社的故事，可见莆田“社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我曾多次观看丰荣书社的社日活动，前来拜拜的社民，无论男女老少，每家的流程都是祭五果六斋、点香、拜拜、插香、口许、烧贡银、放鞭炮、撤五果六斋。社日当天，社门大开，人来人往，每个人开始和结束仪式的时间都不同，但都异常熟练。社里的人流如行云流水一般，保持着极好的节奏，他们的拜拜动作简洁、轻巧、优美、富有韵律，像极了一场集体舞蹈，仿佛已操练了“千年”。

他们在“社祀”中融入了所有美好生活的盼望，生老病死、求学结婚、做官经商皆告之于神。另外，我亦留意到，莆田人将某种忠义精神和英勇精神融入其中，体现在社神、社联、社戏、元宵表演等诸多方面。可以这样说，“社”不仅体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亦体现了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祭祀社神，正是这种关系与精神的象征与浓缩。

丰荣书社社联：志在春秋扶汉室，慈济妙法照金沙

二 “匡扶汉室“的兴化军精神

汀塘村丰荣书社供奉着六位主神灵，位于中心的是尊主明王、后土夫人，东侧是天上圣母、文昌帝君，西侧是协天大帝、慈济真君。《宋史·礼志七》载：“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地祗未有称谓，谨上徽号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上皇地祗。”可见，后土夫人是宋徽宗亲封的“社母”，莆田称“社妈”。

后四位：一文圣、一武圣、一海神、一医神，亦都受到过宋帝及其后帝王的敕封，每一位都在各自的领域承担着“保境安民”的功能。可以这样说，丰荣书社的六位社神，在宋代皆已是御封之正神。其中，协天大帝是明神宗给关羽的封号，全称是“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宋元明清各朝，皆将之作为“忠、义、信、勇”之精神化身，又称“武财神”。

图：丰荣书社主神楹联

协天大帝、慈济真君两侧的楹联这样写道：“扶汉重春秋名标青史，参禅光宇宙离护金沙”。“春秋”、“扶汉”两个词频繁地出现在莆田的社庙楹联中，分明在指向：莆田社祀之深意还与匡扶汉室的历史有关。

1279年崖山海战，是中国王朝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攻克国都，宋恭帝被俘。其同父异母的赵昰与赵昺两兄弟由朝臣陆秀夫、张世杰和文天祥等人护卫南逃、拥主入闽。五月，刚满七岁的赵昰在福州即位，为宋端宗，十一月，又奔走广州。期间，元兵压进，多地举降。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国危见忠臣”。兴化军知军陈文龙倾家资募义军保宋抗元，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两面大旗，死守兴化军城，因部将叛变被俘，绝食而死。其叔陈缵继续抗元斗争，于1277年二月三十日收复兴化城，端宗升兴化军为“兴安州”。

1277年十月，元军再次攻陷兴化城，陈缵力尽被擒，惨遭车裂。面对如此劲敌，元军深知兴化军人刚烈难降，屠城3日、杀3万多人，“血流有声”。这是兴化历史上遭遇的第一次大屠城。但历史证明，自兴化军始，莆田人似乎已将“不树降旗”、“忠于汉室”的精神刻在记忆里。到了清初，满军占领兴化府，悲剧再次重演。兴化人组织义军两次收复兴化城，并与南明郑成功军队共同抗清，直至康熙十七年。兴化义军，成为了清军南征最顽固的对手之一。

不幸的是，为了阻断给郑军的供给，清廷以截界为手段，令大半个莆田被废弃，明朝建立的沿海卫城全部摧毁，“吾乡人民，真九死一生”（《莆变纪事》）。抚卷莆田史，字里行间流淌着“悲壮”之情。自宋以降，这片土地的命运便起起伏伏，经历荣耀，亦历经屈辱，时常又是荣耀与屈辱结伴而来，令人百感交集。乱时田园尽毁，太平盛世又商贾繁荣、忠儒辈出。如此跌宕，无怪乎此地的人民情感较为复杂，所系又或深远。故今人自言之：“不读兴化史，莫论莆田人”。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为了抵抗少数民族政权的掳掠以及乘机而起的匪盗，民间建立起了大量的抗金军事义社。这种民社，既可乡里自保，又可保境抗敌，是宋代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宋代皇帝不仅喜欢封神，亦鼓励民间军事性义社的发展。而民间历代沿袭的斗力尚武的习俗与古老的“社”为这种乡兵组织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礼记》记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宋末金兵、元明倭寇、明末清兵的出现，使得汉代之后变为“邻里互助”和“户籍管理”的莆田里社，重新唤回了“平九州”的原义。而宋代这种暗含“寓兵于农、寓兵于民”的深意，对莆田和闽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

 图：南宋末年，陆秀夫、张世杰和文天祥护主入闽粤路线

图：南宋兴化军抗金名儒—白塘李富公祠 

汀塘李氏先祖，不忘“宋殿”二字

三 福首制度中的兴化军精神

“尊主明王”是莆田“社公”的名字。虽然妈祖信俗名闻世界，然而在莆田内部，“尊主明王”似乎才是那个最被广泛祀奉的神。1993年开始，加拿大的汉学家丁荷生教授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郑振满教授合作，他们在莆田平原走访了约800个村、1500个多庙，发现次数位列第一正是尊主明王，其次是后土夫人。

   图：来自《Ritual Alliance of the Putian Plain》（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2010年

莆田人有两套身份户籍系统，一份归政府管，一份归尊主明王管。当地人这样理解尊主明王的工作：“相当于另一套系统里的书记。”因此，无论出生还是死亡，这里的人都要向尊主报备。每年春天，人们在提交“丁口款”的同时，也是汇报了家中的丁口数。而扛着菩萨巡境，亦是“考察民情”。
那个系统的“书记”还需要一个日常负责组织的班子，怎么办呢？境社中的福首制度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不同族支或生产队，社里的男丁被分到不同片区。每个片区的男丁根据年龄从高到低，在一生中都会轮到一次“福首”。福首的任期是一年，在本社元宵结束后换届。这一年里，他们要为社庙的各种活动出钱出力。

当上“福首”，被认作是今年族姓中最有福气的人。即使是平时吝啬之人，亦会在这一年里重掷千金。因为人们相信，做“福首”可以消去灾祸，给全家带来好运。在福首制度中，每个男丁都有机会经历长达三年的精神洗礼。第一年，跟着上一任学习如何当福首；第二年才正式担任福首、组织活动；第三年，从旁指导下一任福首。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会在这三年里，训练自己无私奉献的精神，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安排部署的能力。

例如，丰荣书社一年有六位在任福首，他们同时还有六位“退役福首”和六位“预备役福首”，加起来就是一个6+12的团队。福首们看起来是在为菩萨做事，其实他们也是在为整个境社服务。他们会关心社里发生的每一件重要的事，为村庄事务出谋划策。福首的妻子、子女和其他亲属也会全力协助他完成工作。等到他任期结束，亲朋好友都会前来热烈祝贺。

因此，实际上每一年的福首制度都在为村庄补充人才库的资源。一个当过福首的莆田人，有着发自内心的一种骄傲。莆田的福首制度为莆田男子提供了这种荣誉感和满足感，而他们的妻子亦感到荣耀。他们会在家里的厅堂顶上挂起长长的红布，路过的人便都知道他们家今年是福首。如果还能卜到“头炉”，他们简直比抽中六合彩还要高兴，立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正因为如此，才有很多人放下产业，从千里之外举家搬回村庄定居一年，只为了做好这一年的“福首”。他们认为这一年的付出，可以为子子孙孙积累不可估量的福报。平时的操练，由集体给诸神办的各种节日仪式来完成。而每年的元宵就像是每一届福首的结业汇报。因此，如果过年期间在莆田，只要不觉得累，每天都可以去几个村看元宵。

这几年由于疫情规定，很多村庄的元宵取消了，但是福首换届必须是照常进行的。在我看来，相对于“志愿者”，福首更接近一种“职业”，因为这项工作要求做事非常严谨，有纪律性。从五果六斋的采购到丁饼的发放，从社门的开放时间到社款的收付，从元宵的部署到社戏的安排，事事要按照规矩办。

元宵节更是一场遍及整个莆田的对福首团队的“大操练”和“大检阅”。做完元宵，他们就可以正式“结业”了，下一任福首立即接上。当我看到丰荣书社元宵的最后一天深夜，上一任福首还在院子里打扫，把帐目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这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精神，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必有一种精神，在其中延续千年。

2021年，我见证了丰荣书社福首班子点点滴滴的付出和辛劳。我发现福首制度，实在是莆田民间社会结构中极为珍贵的存在。莆田的村庄因此拥有了两套治理系统：一套是村委会，以村为界行使行政权力；另一套是福首班子，以境为单位履行组织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村委会偶尔失灵，福首团队依然可以提供最基础的服务，完成代代相传的社俗活动。

我认为正是这种“双轨制”的社会架构，使得莆田的基层网络层层交织，拥有了一种“超级粘性”。而长达一个月的莆田元宵，是这个双轨制社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民间生命力的大舞台。这种民间力量如此生生不息，并不是今人的创造，而是古之兴化人已将文化内化在了民俗之中，并通过福首制延续了它的“兴化性”。

在元宵期间，莆田的每个社除了要完成福首的交接，另外还要操办爬刀山、跳棕轿、僮身穿刺、打砂花等非常惊险的表演项目。当我凝视这些节目，表面上好像是在彰显神明护庇下刀枪不入的神功，本质上却传递出了一种“勇敢”的品质。火、刀、枪、砂花，分明就是战场的隐喻，而那些不畏流血、灼伤的僮子，传递着一种“不怕死”的武士精神。

在莆田，我开始明白：神，是人之精神的浓缩与象征。神是人之神，人是神之人。当人们在敬神拜神时，其实也是在召唤精神的回归。而这种神勇阳刚之气象，自宋之后，在中国便开始衰微。但莆田元宵仍然渲染出了一种精神气质，使得浸染其中的人，在事业上也能自然展现出勇猛开拓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莆田的生意人，必须要等做完元宵再奔赴各地，开启一年的事业征程。

四 “一旗一社一境”中的兴化军精神

莆田还有一种“境”名文化。“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境”，就是一位社公管辖之疆土范围，有具体的境名。例如丰荣书社管的地境叫“汀塘境”，西贤社管的地境叫“汀彭境”，周边的其他社亦皆有其对应的境名。
城隍的概念可以帮助理解“境”的含义。在有城（城墙）和隍（护城河）的城市，其护守该城隍的神为城隍爷。在没有城池的村庄、市镇，护守其“社”境的就是“社公”，在泉州亦称境主公、统境尊王。

郑振满教授在莆田江口平原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凡属社、庙并存的村落称为 ‘境’，意指某一社、庙的管辖范围，亦即绕境巡游的 ‘境’。在这里 ‘社’与 ‘庙’都是构成 ‘境’的必要条件。⋯⋯有庙无社或有社无庙,都不成其为一 ‘境’。 ”

这个境就是狭义的“境”，它与“社庙”、“境庙”一一对应。而广义的“境”，是指一位神明管辖的疆土范围，不特指哪类神，但该神也必须有明确的地域性，例如城隍，铺主公，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祀奉的保护某一方平安的“大人”、“某公”、“娘娘”等。广义的境，可以这样描述：在某某神管辖的“境”内。

但不管是广义的境，还是狭义的境，本质都是疆土的意思。《说文》言：“（境者）疆也，一曰竟也，疆土至此而竟也。”社境的不同是，它像村庄一样，拥有自己固定的名字。人们还会在境名中加一个“胜”字，表达“美好的地方”的意思。如果说，村庄更多地指向行政功能，那么社境则最接近文化内涵。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频繁地看到用境名的使用场景，所有彰显境/社威的一切都会打上境/社的标志，比如戏台、牌匾、桌围、香炉、旗帜、锣鼓等等，疏文自不用说，民间契约亦会用境社之名。而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打着社名的社旗。

如：丰荣书社社旗

每户人家都好好地收藏着一面旗帜，过年的时候插在院子里。元宵游神时，每家派一个人举旗列队其中。元宵过后，每家将旗做好清洁，收起来明年再用。这面旗就代表着：“我们家是这个社的一员”。

一般说来，一个男丁如果不是入赘他乡，他和他的家族在哪个境中，归属于哪个社主管，这是确定的、沿袭的。在莆田，社/境是其最稳定的信仰社区。一社、一境、一旗，就是对这种确定性与沿袭性的符号化象征。

当一个行政村包含两个以上的社/境时，人们从心理上习惯用境名，而不是村名，来指代自己的来处。比如看社戏时，人们相互询问：“你哪里的？”如果是许厝村，许厝就一个社/境，那人便说自己是许厝的。但是汀塘村有两个境，汀塘境人就说自己是汀塘人，汀彭境人就说自己是汀坪人（汀彭、汀坪音同）。

对“境”的认知是打开莆田文化密码箱的钥匙，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境”窥探到中国古人对“族群”与“疆土”的理解，古人对“神治”与“人治”的运用。“境”是一整套文化符号高密度输出的基本单位。因为“境”的存在，宋王朝精心设计的“道统”得以穿越朝代的更替，抵达千年后今人的精神领域。

 // 本文参考文献 // 

[1]  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2]  唐 祝钦明《社稷议》，《全唐文/卷0237》

[3]  史江 《宋代军事性会社及其形成背景、特点及社会功能初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4]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

*本文感谢莆田汀塘村李荣兰老书记、南夫老师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