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计划 | 甄建雷：换个角度看世界，扎下传统文化的根

探寻撬动社区的力量实务工作者研习营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北京市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对根植于在地文化的社区实务案例的深度探访，以及通过基于行动研究方法的实务案例研习和实务工作者的团体共学，实现实践知识的生产，为实践者赋能，提升本土性的实务工作品质，探寻撬动社区的力量。

伴随着最后一期工作坊落下帷幕，为期2年的学习差不多也就暂时告一段落。2年，6期工作坊，11场专题讲座，行动研究报告辅导23次，小组活动26次……一个个数字，见证的是研习营伙伴们共同的学习过程，身在其中的伙伴们又有什么感想呢，一起来看看。

本期为大家带来研习营伙伴甄建雷的学习心得。建雷生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山东，求学立业、成家生活于北京，两年研习营的传统文化浸润，似乎唤醒了他血脉中早已有之的文化基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为立身之本，建雷在传统文化的智慧里不断学习并与现代生活之间探寻平衡，于个人成长、家庭相处、社区实务工作中感悟且践行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所思所悟。

建雷所在机构承办的连续开展7年的聋人年会

个人层面：换个角度看世界

学习传统文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换了个角度看世界。

我以前接受的是现代式教育：讲实事求是，讲专业分工。事情越细化、越清晰，就越专业、越好。我觉得社会在进步，城市比农村好，现在比过去好。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我开始重新看村庄里的东西，看过去那些老礼儿、土办法，看自己父母身上的东西。我发现，它们的内涵其实非常广，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开始对“现代”有了怀疑。

我觉得，只有把现代的东西当作参照，对比去看传统的礼俗、为人处世的哲学，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高明在哪儿。

慢慢我就理解了“反者道之动”。要想做人前，必须走人身后。水往低处走，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这些道理，我以前觉得不合逻辑——为什么反向的逻辑反而能成立？

后来我明白了，这就像道家说的“从一到二”。从一个视角，到两个视角：一正一反，就是太极。然后到多条路、多个维度，条条大路通罗马。

用我老家的话，用我爷爷的话说，这叫开窍。就像把一颗核桃从中间撬开，掰成两半，再掰成三片、四片、五片——看东西不再那么绝对了。

再后来我又体会到：开窍不只是看见“两面”，而是知道任何事物都同时有“刺”的一面和“温柔”的一面。别人说你好，那不是你的全部；别人说你不好，那也不是你的全部。语言是线性的、单向的，可事情本身是一个立体的球。用一条线去框一个球，框不住的。

我理解这就是“不要着语言的相”。

这是个人成长的第一部分。

家庭层面：活生生的修行道场

我常说，我的家庭就是传统文化修习的场所。

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能看到每个人的状态了。我能看到他们为什么这样，而不只是被他们的言行激起情绪。我开始理解背后的原因，去接纳，去看明白。

我家里的双方父母，四个长辈，四种完全不同的活法。他们的不同，给了我太多冲击和思考。

【母亲：苦难里磨出来的柔软】

母亲生于1961年。她是从苦难的哲学里磨出来的人。

我姥姥在她六个月大时因病去世。她们姊妹四个靠姥爷和太姥姥带大。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她们村，她们家是“让人觉得最没有希望的家庭，最被人瞧不起的家庭”。

后来她嫁给我父亲。父亲暴脾气、藏不住话、心胸不大。他们一直在吵架——准确地说，是我父亲在吵。母亲从来不跟他正面冲突。无论他摔东西还是砸东西，母亲都不会激烈回应。她只是在承受。她知道要等孩子大了才是天亮。

家里十三亩地，她一个人开拖拉机，一个人耕种，再苦再累没有怨言。

她的身上，真正印证了“下下人有上上智”。她的柔软里藏着骨头，忍让里有方向。她懂得“以虚探实”，不直来直往，软中有硬、硬中有软。我父亲所有的“直”，她都能接住，转化成家庭能消化的语言。如果没有她，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

以前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你妈那么城府深厚，不讲真话？”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我明白了——那不是城府，是在传统人际关系里维持平衡、化解矛盾的能力。母亲不是不真诚，而是她太清楚“直来直往”的代价了。她用一辈子验证过：有些话，不能直说；有些事，不能硬来。

【父亲：直道而行的山】

父亲生于1963年。他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山。耿直，情商最低的那种状态——有什么说什么，藏不住话，不考虑别人感受。话不会转弯，情绪和需求全写在脸上。

他是传统文化中“直道而行”的那一面，但容易伤人而不自知。他提供了最真实、最不加修饰的“素材”，让我母亲的智慧有了用武之地。

我慢慢理解，他不是故意伤人，他只是不会别的表达方式。

他的暴脾气和直性子，跟他自己的家庭也有关系。我奶奶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老人，心地善良，但执拗，爱唠叨，不停地念叨“日子没过好”，又限制父亲往外走，多以“担心”为理由。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唠叨和限制中长大的。他不会温柔，也不会转弯。

【岳母：开始表达自己的70后】

岳母生于1973年。她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达和行事，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起初我有些不适应，觉得她不如我父母（60后）那代人那样“牺牲自己”“大无畏”地为家庭付出。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或许不只是性格问题，也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异——70后比60后更开始学习考虑和表达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成长。这样其实有个好处：有问题、有意见，可以更快被发现。不用猜、不用等，矛盾不容易积压成疙瘩。

【岳父：不较劲的自由】

岳父也是1973年生。他是另一种人：大度、坦然、不计较、忍让。动手能力超强，但在人际关系中很被动，也很少表达计较。他有一种“不较劲的自由”。

【一个字的点醒：“苦”】

学习传统文化、接触佛学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一个字——“苦”。以前学心理学，我也知道每个人行为背后都有一座冰山，底下藏着未被满足的需求。但那个解释太冷静了，像一张图纸，看得懂却感受不到。“苦”不一样——它不是分析出来的，是撞上来的。它让我真切地疼了一下，然后才看清，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言行，底下原来是这个。

那些看似顾自己的言行，背后其实是安全感的匮乏，是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苦。

那些看似大度不计较的忍让，背后或许也有未曾言说的压抑。

那些看似“牺牲自己”“大无畏”的付出，背后也可能藏着未被看见的渴望。

而我自己那些曾经的评判与不适，背后同样有自己的执著与局限。

这个字像画龙点睛一样点醒了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正在承受苦楚、自己却未必察觉的人。

从“看不对”到“看见苦”——这是认识上的关键突破，也一定是修行传统文化给我带来的体会。就像杨老师常说的“转”。这个转，是悟，是觉，是变。一念之间，也可能需要一生去沉淀。

后来我慢慢理解，这个“转”就是我曾说的“一生二”。不执着于单一的那一面，让自己有能力同时看到两面的存在。别人对你说话，无论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只是他感受的那一面。事情远不止于此。

【新的课题：我不再是传声筒】

母亲用她的方式撑起了一个家，用半生的苦难换来了她的智慧。但当她作为婆婆，遇上一个现代化思维的儿媳妇时，矛盾就出来了。

建雷与妻子在实习期间组织社区儿童地球日涂鸦

我以前做错了一件事：不停地跟妻子讲母亲有多高明、多厉害。我以为这是在让她理解母亲，结果适得其反——妻子对我母亲产生了敬而远之的距离感，觉得婆婆“城府太深”，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外人。

现在我才意识到：问题的重点不在母亲，也不在妻子，而在我。

我不能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赞叹者”，也不能只是一个“母亲智慧的传声筒”。我必须是那个站在中间、用行动去搭建桥梁的人。

以前我总急着要答案——急着让妻子理解母亲，急着解决问题。后来我才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先去理解每个人的状态，去听见他们没说出来的话。答案不是问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新的课题开始了。在这个课题里，我将是非常核心的角色。

工作层面：扎根是第一步

从工作上来讲，传统文化给我扎下了一个落地的根。

最初做项目汇报、计划规划时，我总在玩概念、玩逻辑，把事情串得圆满。现在很多社会组织还处在这个状态。

后来听到梁军老师的话：“不要设计，要发现。”这句话一直印在我脑海里。

所以从2022年到2025年，这三四年我基本都不再设计项目。我把精力放在一个村庄，项目辐射周边几个村，但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个村。

从零开始的村庄合唱团第一次登台演出

但做了三年，现在倒逼着我又要去设计了。因为总有人会问：你总结出啥了？下一步规划是啥？如果没有目标和总结，你做成了什么，还需要做什么？

我也觉得该规划和设计了。

梁军老师说的“不去设计”，我不能死板地硬套。现在想想，梁老师的重点是在“发现”。设计和发现并不冲突，而是要在发现的基础上做设计。带着一颗发现的心、扎实的心、落地的心。即使是设计，也是落地的设计。

这就像我最近在工作中领悟到的：我们总是急着回应村民的需求，却常常跳过了“理解”这一步。以前我习惯直接问村民“你想做什么”，后来才发现，真正能落地的行动，一定是从被理解、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过程中长出来的。社工的工作，不是在索取答案，而是在创造让答案自然生长的条件。

扎根意味着项目减少，让我们做事更加聚焦。这也符合我的目标：先扎根，再拓展项目。

这个过程真的像爬山，更像传统文化说的：先吃苦，后享福。

现在好处慢慢显现了：

● 因为扎根，我们和村委会、村民的关系越来越顺。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耗费精力，也开始慢慢滋养我们自己。村民阿姨给我们最真心的问候，我带着家人去村里像回家一样。

● 从项目来讲，因为扎根，我们申请项目也更顺利。比如韩红基金会的记忆包裹项目，乡镇科室、乡镇卫生院、村委会甚至村民，全部支持我们的工作，申请过程就很顺利。

与村里的孩子一起秋收

村庄小年活动

文化层面：两种文化的体悟

再往大了讲，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 从杨老师那里，我听到什么叫“不同所以才和”。

● 从王德峰老师那里，我开始理解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 从“小草拍打”这件事上，我去思考中西医的不同逻辑——中医是整体观、是关系、是动态平衡；西医是精密的区分、是对抗、是靶点治疗。

● 从“三亲教育”那里，我去思考中西方教育的不同——西方教育讲能力、讲独立、讲自我实现；中国传统教育里还有一层东西，是“修己以安人”，是目中有人。

西方科学走的是不断精细化区分、越来越精密的路。传统文化走的是另一条路——它不跟你讲精密的测量，它跟你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辩证关系，讲“反者道之动”，讲“曲则全，枉则直”。这些不同，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两条不同的路。

回到我自己家庭里，我看到母亲那一代人身上那种迂回、隐忍、以虚探实的能力，和年轻一代（包括我妻子）那种讲究直接、真诚、平等的思维，完全是两套逻辑。

母亲觉得“有些话不能直说”，妻子觉得“不直说就是不真诚”。谁对谁错？她们是在不同层面讲问题。

我慢慢明白得更多了。

传统文化和经典的高深，在于它来自传统，是抽象的学问，不是这个自然科学时代的产物。它未必能胜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解决物质、技术、效率问题上无可替代。但它在处理“人的问题”“关系问题”上，一定是一把利刃。

比如“铁杵磨成针”。现代的孩子会想：有那个时间，换个方法早有两筐针了。这话没错，逻辑上完全成立。但古代拿这个故事教孩子，不是教他愚昧地非要磨针，而是教一种内在的精神——遇到事要有坚持的品格。不是为了那根针，是为了那个“磨”。现在的人为了从过去低效的时代挣脱出来，一下走进了另一个极端：讲效率、讲自我、讲科学算计。这其实也是极端，不能完全照做。两个层面的事：现代科学思维更多从物理上、现实上讲；传统文化教人悟、教人忍，更多是从抽象品质上讲。它们并不冲突，而是不同维度，或者一体两面。

同样的道理放在关系里，看得更清楚。

我看到身边很多家庭正在走向离婚，关系走向破裂。我一个女同学，结婚前，女孩的姐姐就告诉她：“为了以后出现经济矛盾，和丈夫提前说好，各人的钱各人管，把钱算清楚。”我说她是在戕害她的妹妹，片面地总结自己婚姻的问题，并把这个片面的经验传给妹妹。遇到冲突，现代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从家庭“和睦”去沟通、去理解、去想办法，而是翻法律、找对错、讲权利。解决方式越来越单一，越来越“非黑即白”。那种迂回的、隐忍的、“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能力，正在丢失。

夫妻关系如果只讲工具性——讲效率、讲权利义务、讲谁对谁错——那婚姻就成了一纸契约，随时可以计算盈亏。但真正让两个人走下去的，恰恰是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东西。这不是糊涂，是另一种清醒。

我担心，随着上一辈人的消亡，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他们身上那些“没道理但有用”的智慧——比如母亲那种“以虚探实”，比如岳父那种“不接招”，比如我爷爷那种“德高望重靠的是做人而不是讲理”——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接住，就会断掉。

所以我现在的态度是：先处理好自己和家庭，先把自己修好，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这不是自私，这是扎根。自己站稳了，才谈得上去接那些东西。

我越来越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当90后都要当爷爷奶奶了，他们会比我们这一代更需要智慧来处理大家庭的矛盾——婆媳关系、隔代教育、财产分配、情感纠葛……这些东西，不是靠法律条文和心理咨询能完全解决的。它需要一种更柔韧、更整体、更有耐心的解法。

那个时代，会呼唤传统文化的解法。

写在最后：给杨老师的话

说起我的传统文化学习，是从杨老师开始的。

最初，我是想学习工作怎么做、社工服务怎么开展。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带着很实际的困惑来的。但慢慢跟着杨老师，就开启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开启了那把打开自己的钥匙。

无论是听王德峰讲中西文化，接触三亲教育，还是从“小草拍打”去体会中西医的不同逻辑，包括去听于晓非讲《金刚经》，去理解缘起性空，理解四重二谛——所有这些，缘起都在杨老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她唤醒了我的慧命。

我妈妈由衷地佩服杨老师。她常跟我说：

“像杨老师这样的人，太难得了，这是真正的老师，你一定要好好跟着学。”

她只恨自己没有文化，小学三年级学历，不知道怎么表达。但她能感受到一个人是不是在用真心帮人、用真心教别人。她说：“能把自己敞开，引导孩子走上正路的人，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笔者介绍

甄建雷，山东临沂人，北京通州残障社会服务中心社工。最热爱长途摩旅——“那就像我的人生状态，一直走一直走，或急，或停，一路风雨，一路精彩。”

END

说明与致谢：本文经研习营伙伴甄建雷确认后发出，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确认，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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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甄建雷

排版：潘潘

编辑：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