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青
图/受访者提供
这是“我的公益小革命”的第七篇。
“我的公益小革命”主要讲述那些源自民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行动。在这个激荡而又沉闷的年代里，这些小革命行动修复着社会的发展伤疤，创造了最新的社会价值，也展现了在地的生命之美。而我们则希望这些报道能启发和鼓励更多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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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体型来看，王江涛同学不是一个典型的公益人。多数公益人是勒紧了裤脚带过日子，但王同学（微信昵称）是撑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从大学毕业入职宣明会开始，王同学的体重就一路见涨，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到陕西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下简称“纯山”）后，体重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一六八。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这是电影《罗马假日》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但王江涛同学的作为已然超越了经典，在公益的道路上灵肉双修，体胖心宽。修炼久了，就成了哲学家。江涛说，“以前动不动就是怒目圆睁，碰到一些事情，会问为什么、凭什么，在宣明会时被传了福音，戾气没有那么重了，但还是会问一些问题。”说到纯山如何支持公益机构时，江涛反复强调，“要不断地反问、厘清，讨论机构使命究竟是什么，服务对象到底是谁……”神似苏格拉底。
王同学拽着一根绳子畅游汉江
不管是服务领域还是工作风格，初生期的公益机构往往带有鲜明的发起人烙印。在江涛看来，公益机构的成熟，就是要从“以发起人为核心”转向“以使命为灵魂”。使命就像一面旗帜，能汇集资源、凝聚人心，指引着一家机构前行。公益机构确定了使命，就像建起了营盘、守住了阵地，人员可以流动，但使命不会变更，直到实现愿景。江涛负责纯山的“和平台”项目，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公益机构梳理使命。江涛说，现在很多机构是以资源为导向，哪有资金就往哪里去，这会使得机构工作没有持续性，难以做好做精；还有些机构的工作比较随意，或是一时兴起，或是追逐热点，没做调研、评估和讨论就匆匆上马。但机构使命梳理明确之后，工作内容的取舍就有了标准，大家也有了长期坚持下去的动力。当然，机构的使命也是由核心人员的意愿凝练而来。给江涛印象较深的有两家机构，一是安康环保公益协会。环保领域很广泛，可以做空气、土壤、水质、森林、垃圾清理等等，安康环保公益协会的发起人李鹏博和欧文反复讨论后，明确“不做儿童，不做教育，只做水，做汉江水资源的保护。”关注领域缩小后，工作也能做得更为深入和细致。深入是敢于触碰问题根源，要求相关部门承担责任。王同学说，陕西有环保机构，不过多数是面向公众，一般上山捡捡垃圾、植植树、做做公众教育，但李鹏博会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和政府部门对话，共同解决排污口问题。细致是协会有精力出版《民间河长内参》，还将汉江鹅卵石开发成产品出售，藉此推广环保理念。
陕西安康环保协会开发的”汉江石“二是陕西工友之家。这是西安第一家为流动儿童提供社区关爱的公益机构，曾因资金短缺、村子拆迁等原因多次搬家。刚接触这家机构时，江涛是心存疑虑的，觉得他们做了几年都没有什么特色和凸出的成绩，还一直苦哈哈地做，也很难获得基金会的支持。但是当深入了解这个机构，了解负责人仇小碧的故事之后，他看到有的人不说，却已经将使命做了出来！“觉得特别可贵。不是因为艰苦，而是因为坚持。”江涛说，能力可以学习，可以建构，但这种坚持太少了，现在大家都追求效率，但很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坚持是因为使命的驱动，同样的坚持也体现在李鹏博身上。刚做公益时李鹏博全是自掏腰包，大学时开店攒的几万块全部贴进去，“最难的时候一天吃三个馒头，连吃了三天。”不过，使命梳理的过程有时也很痛苦，这可能意味着要放弃一些已有的项目和资源。陕西万家社区发展促进中心（简称“万家”）是家一线社工机构，之前常要回应社区多样化的问题和需求，江涛刚开始做服务对象的厘清的时候，对方说是儿童，但经过万家团队的讨论碰撞，负责人又找到他，说觉得儿童不是，其实基于十几年的老人服务经验的，这方面更擅长。江涛的回复是，具体做什么更正确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必须是机构负责人或团队成员认同的东西。万家在梳理之后，决定要做邻里互助，因为觉得现在老人的问题是老无所依，精神空虚，因为儿女在外工作都很忙，无人顾及这一块，由此设计了“乐邻计划”的项目，重点放在以“失陪老人”为切入点的社区服务上，原来做的儿童那块完全放下了。
万家社区做“乐邻计划”的前期调研
2015年，纯山总共支持了六家机构进行使命愿景的梳理，六家进行项目设计梳理，为两家机构做转型陪伴。“从使命到项目，通过不断地追问厘清，帮大家找到服务对象究竟是谁，能够提供哪些服务，核心优势在哪里。即便是举办筹款、传播等技能类的培训，也会落在机构的使命和项目上，而不是空对空的讲技能。”江涛说。企业在产品上线前要做市场需求调研，公益机构也要在项目设计前做社会问题调研。万家想转型做老人服务，纯山便支持了九千块钱，希望他们做个前期调研，看看老人现状到底是什么。调研先行，是机构成熟的表现。江涛大学毕业后在宣明会陕西白河办公室工作了三年，接触的所有项目都要先做调研。比如蓄水工程，社区提出需求后，他们先会做一个调查，关于当地的饮水状况，邀请当地疾控或水利局对当地饮水状况做一个评估，拿到水质监测状况，如果水源可以用，才会立项。再比如社区儿童早期营养干预，他们倡导纯母乳喂养，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技术支持，已经相当成熟，但在干预之前，仍然会先做一个早期调查，调查儿童母乳喂养状况如何，初乳是否给儿童喂食（因为初乳是儿童免疫的第一针），是不是纯母乳喂养，什么时候添加辅食，母亲的决策大多是受谁的影响，等等。调查之后他们才会去干预。
在宣明会时，王同学给小同学们讲解进入陕西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后，江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陕西的公益现状。他们发现，陕西公益机构呈现二元化发展，两层之间的交流互动比较少。陕西是国际机构进入比较早的地方，比如宣明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影响了一批人，高小贤、孙磊、张涛、张丽宏、廖瑾、王娜……这些人会带社会性别视角、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做事情。另外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迅速崛起了一批志愿者组织。以扶危济困、救助学生、助老助残、旧衣物捐赠为主，多侧重于服务领域，组织发展上还处在萌芽阶段，专业性上有待加强。所以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在设计项目上，确定了以使命愿景梳理为主线，从机构战略到项目运作，全方位支持这些机构的专业化转型。同时搭建平台，促进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在江涛看来，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是转型成功的典范。其负责人庞保良说，机构2007年成立时主要是做留守儿童服务，资助留守女童，到2012年时，他们发现留守儿童正在减少，越是偏远减得越快，他们走访过的一所学校，原本有三百多名孩子，后来只剩下了三十来名，其他孩子全随父母去到城市。于是决定将重心转向城市，转向流动儿童。在设计项目前，他们调研发现，流动儿童面临四种困境：一是缺少小区安全学习空间和支持平台。二是课后失照问题突出。三是缺少质量读物和教育资源，兴趣培养不足。四是社会支持不足，社会融入难。所以他们将工作地点选在流动儿童集中的城中村，成立仁爱读乐园，在孩子放学后为其提供“陪伴阅读”服务，培养孩子的兴趣，周末还会组织孩子去博物馆、公园游览。
仁爱读乐园，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做活动，她们有的是仁爱资助过留守儿童
调研有对现象的量化分析，也有对个案的质性研究。江涛说在宣明会工作时，有一件事让他深受触动。当时他们在一个村里驻点，正是夏天，听到有人喊着火了，赶过去看，发现一位老爷爷和孩子都被烧得不成样。原因是老爷爷想把废弃的气罐处理掉，处理时发现里边还有一点液化气，涂在身上很凉快，便将自己身上和孙女身上都涂了一些。他们从灶火旁边经过时，砰一声着起来。烧火的奶奶赶紧舀水去泼，但液化气被水一冲，着得更大更旺。赶来的邻居把火扑灭，把小女孩的衣服扒下来，但那时衣服已经黏连在皮肤上，衣服扒下来相当于把皮扒下来。女孩百分之九十五烧伤，爷爷是百分之九十，老爷子自己放弃治疗，很快去世，孩子经抢救后活了下来，但横肉乱长，必须带扩嘴器，否则嘴唇都会长在一起。这家原本就是个困难家庭，父亲是聋人，母亲是盲人，这一场火，更是让整个家庭跌到了谷底。江涛当时在做儿童公益，有时也会给孩子做安全教育，但发现留守儿童面临的危险真是多种多样，当危险真正发生的时候，孩子是没有话语权的。“爷爷涂液化气，奶奶泼那盆水，邻居把衣服扯下来，每一步都做错，孩子才会伤成这样。”“老人真的会照顾孩子吗，谁该为留守儿童的安全负责，留守儿童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让江涛陷入深思，他感慨，公益只做服务和救助远远不够，必须设法从更深层次上解决问题。在商业领域，同行往往是冤家，是对手，甚至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但在公益领域，同行却可以成为好的伙伴，相互合作、相互借鉴。江涛便是机构合作的受益者。在他来纯山之前，纯山的负责人廖瑾和恭明的曲栋便达成了合作协议，纯山新入职的员工要去广州恭明实习一个月。恭明中心在公益支持领域享有盛誉，旗下的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囊括了国内众多知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但对江涛来说，广州实习更重要的是打开了视野，了解了很多公益组织，多是权利领域的，包括环保、劳工、性别等。“他们敢于触碰社会问题的根本，而服务机构多没有这个意向。”江涛说，在做公益支持时，他也开始有意的发现青年行动者，推动他们成立专业型公益机构。
王同学之前在安康学院读历史专业，参加志愿活动时接触了宣明会这与“和平台”的目标相一致。“和平台项目”由正荣基金会、敦和基金会与南都基金会联合发起，旨在联合区域平台型组织，共同支持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2015年起，“和平台”与纯山初次联手，支持了纯山十六万八千元，2016年支持资金更是增加到二十二万元。“非限定资金能占到1/3，这很可贵。能够放手，更为可贵。很多资方手里有钱，指望以此改造机构。但‘和平台’不同，他和支持机构之间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项目官员也被称为‘和伙人’。他们说，没有人比纯山更了解陕西公益，所以一般不会给意见，顶多是了解情况，无为而治。但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某个机构需要帮助，他会出手。”江涛说。“和平台”项目主管吴军军说，陕西平台型机构蛮多的，当初他们选择和纯山合作有两点原因：一是走访之后，发现纯山的机构完整度和负责人行业经验都很不错，虽然刚刚成立，在整个产品体系上还不成熟，但其特色是强调使命优先，强调项目设计的精准化，这对草根机构的长远发展很重要；二是纯山基金会做了十多年，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是2014年由纯山基金会出资成立，双方可以相互促进，不像其他地方的平台机构只能单打独斗，加上有恭明中心曲栋的推荐。除了资金上的支持，“和平台”还给“和伙人”提供了一些学习机会，其中引导协作的培训，让江涛受益颇深。江涛说，引导协作的要义在于尊重机构或成员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催化一个团队产生共鸣或达成共识，这被运用在给其他机构做使命梳理或转型讨论中，“我们不是拥有正确答案的人，答案在人家那里，只不过他们经常身陷其中。”宣明会也会强调在场者参与的重要性。江涛回顾说，比如蓄水工程，就需要村民参与其中，村民一起决策他们能做什么，经常用投工投劳作为项目支持的配套。配套不是因为宣明会的钱不够，而是想推动社区对项目的一个认同。蓄水工程修建好之后，还会召开一个村民小组会议，探讨后期如何维护、谁来管理。
王同学的身板在离开宣明会时已现雏形
不过合作也是一门学问，有技巧需要学习。江涛深入访谈过四家公益机构，他们之前有过合作，但合作之后不欢而散。江涛认为，合作破裂的原因在于负责人之间拍脑门决定，没有事先规定好权责，在权利义务上有些模棱两可，这样在合作过程中就容易相互扯皮，互相推诿，最后觉得谁欺负谁之类。当然，还有原因是合作初衷。在江涛看来，一些机构的合作只是基于资源，如果没有资源，就会认为你能比我高明到哪去，我跟你合作干吗，但真正的合作首先是基于价值观的合作，其次是经验和能力上的相互借鉴，最后才是资源。江涛在纯山工作的两年，也是陕西公益蓬勃生长的两年。他发现，新生机构越来越多，养老机构越来越多，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资源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江涛现在纠结的是，如何找到一批像李鹏博那样的青年行动者，这种使命感是后天可以培训出来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只能去发现？但不管如何，江涛说他都会继续做公益，“圣经里讲，要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