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杂志：从圈内走到圈外丨【和平台】合伙人

西罗园二区22号6楼，顺着窗户照射的光线往走廊看去，走廊尽头一堵白墙，墙上有一个黑色符号，远看像是一个“人”字，走近看，发现是变形后的“1+1”字样，这里就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也是残障人公益杂志《有人》诞生的地方。

《有人》杂志创办于2013年，出版了十三期纸质刊物，其中包括一本英文特刊，另有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而办一本杂志的想法，2010年就已在“一加一”萌发。

蔡聪

据杂志主编蔡聪介绍，目前在中国，大部分视障人士只能进入盲人学校，学习针灸推拿，最终以盲人按摩为职业，而“一加一”在2006年建立时，便是因为几位创始人想做些新的尝试。

创始之初，互联网仍是个新兴的概念，故而“一加一”选择从广播做起，请来BBC记者做盲人广播的培训，并于2008年成为北京残奥会官方注册媒体。借此契机，“一加一”获得了奥组委的授权，为其制作了一期300集的广播宣传片。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加一”的创始人们发现，以往的残障人宣传，很多时候都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描述残障人的生活，而“一加一”想做的不一样，他们想从“我”的角度，描述作为视障人士的“我”在做什么，“我”的故事是什么。这也确实收到了成效，以视障人士为主体的节目，对于视障人听众来说，更有可听性、实用性，而广播，是许多视障人士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途径。

导师蔡聪给盲童指导如何进行拍摄

后来，他们明白，第三者角度的描述是一种“他者化”的现象，而他们，想做体现“主体性”的广播。

残奥会的宣传片制成后，在全国一百多家的广播电台作为公益广告播出，这样的效果让“一加一”的成员们很受鼓舞。从最开始原始地、朴素地想要证明自己“不只是按摩”的想法一路走来，他们开始思考“一加一”的价值。

在思考的同时，“一加一”还做了商业化的尝试，08年前后，“一加一”开始制作一般化的商业广播内容。但随着互联网浪潮的袭来，广播的听众减少，行业开始走下坡路。广播的经营困难让“一加一”创始人们意识到：广播能够帮助视障人士证明自己，但除此以外，并无更多的价值；而残障人做媒体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凸显“主体性”。两点认识结合，他们意识到，广播节目只是一个媒体形式，其中承载的，是作为残障人的他们，希望向社会表达传递的内容。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影响到了“一加一”，他们开始希望向网络发展。09年，广播还未实现数字化，“一加一”开始制作《中国残障人观察》，一档关注残障人生活的新闻资讯广播节目，同时将广播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转录下来，放在“一加一”的网站上，以方便检索，同时将节目放到各大网络社区推广。*

杂志封面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文字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形式，首先，文字的阅读速度较快，其次，文字便于检索，于是“一加一”开始思考制作残障人杂志的可能。

但困难也随之而生，“一加一”的创始人均没有发行杂志的经验，亦没有写作长篇幅文章的能力，杂志始终只能是“一加一”的一个朦胧的想法。

直到2010年蔡聪加入“一加一”，蔡聪的写作能力较强，在大学期间写过一些网络小说。蔡聪加入后，从广播节目开始做起，经历了与“一加一”成员间的相处和磨合，2012年底，“一加一”决定，由蔡聪牵头，制作杂志。

从2016年开始，《有人》取消了纸质刊物的出版计划，改以微信公众号@有人杂志 为主要文章发布阵地，同时在网站上也会更新内容。

蔡聪表示，杂志的印刷成本是改变发布方式的原因之一。杂志目前仍未找到较好的盈利模式，主要靠社会捐款筹办，而印刷纸质刊物的成本较高，除此以外文章作者以及编辑的报酬也需要资金维持，成本过于高昂；此外，蔡聪认为：“从现阶段来说，网络的传播价值更高。”

《有人》的目标，是实现残障人对社会的倡导和呼吁，希望社会公众能够打破对残障人的刻板印象，认可残障人的工作和生活能力。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人》却选了条不一样的传播链条：《有人》以残障人及残障领域相关的社工、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为一级受众，寻求残障人领域的意见领袖，并鼓励这些一级受众使用《有人》作为他们的推广资料，再去进行社会倡导。

“一开始我们以为公众非常需要这本杂志，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内容里社会公众的生活非常远。”蔡聪说，这是杂志创办之初遇到的问题，在关于残障人的热点议题出现是，社会公众会表现出关注，但这与公众的生活贴近度太低，“很多人看完热闹就算了。”

无障碍考场倡导活动

2014年，腾讯推出了“为盲胞读书”的公益活动，号召社会大众利用空暇时间，为视障人士阅读书籍，而腾讯将这些录制的音频合并，制作成有声读物。但在“蔡聪们”看来，视障人士可以使用带有读屏功能的软件，同时部分手机系统和读书软件也都支持语音阅读，这个活动出于良好的初衷，但做的却是无用功，相反，这有可能加深社会对视障人士的刻板印象。

在与腾讯直接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有人》决定发声。当时杂志的发布平台是“一加一”的官方公众号，在此号上，蔡聪自己撰文，同时也邀请残障领的专家撰文，对“为盲胞读书”这个活动进行了探讨。“当时有将近四五万人关注这个事。”

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行动，最终并没有获得太多成效，关注此事的社会公众，渐渐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尽管很多人关注，但是并没有看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蔡聪说。随后，因为机构的发展，“一加一”官方公众号成为机构信息披露的平台，《有人》拥有了自己的公众号，运营至今，关注人数接近2900人。

2015年，腾讯继续推出“为盲胞读书”的活动，团队改变了倡导的策略，改为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寻求与腾讯的合作。他们联合为活动提供了两本读物：《看不见的权利——给视障人的手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并将文本切割方式由原来的系统自动改为人工依据文意切割。

“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无法改变，但至少这些内容放进去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可能会引起一些思考，比无效果的掐架强。”

残障者 分享自己的故事

与主流媒体的合作也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团队们会对媒体报道进行监测，就残障人报道中不准确的地方与媒体沟通，“但没什么效果。”后来，《有人》开始主办残障人主题的媒体沙龙，邀请残障人、残障机构以及媒体记者共同参加，在聊天的过程里增加了解，“总是让记者了解我们，我们其实也需要了解记者”，蔡聪说。他们平时还会与媒体合作，提供新闻线索、素材，以及专家资源。

每年四月，是视障人士的“赶考月”，目前我国招收视障学生的本科大学，都安排在四月进行视障学生入学的自主招生。《有人》曾联合新京报，在四月份，用“图片新闻+深度报道”的方式，进行了“盲人赶考”的专题报道。

同样这样的合作方式，《有人》逐渐从残障圈内走到“圈外”，从最初剑拔弩张的对抗指责到内容合作，包含着《有人》倡导方式的成熟。

在他看来，《有人》杂志是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一加一”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给受众，再由受众进一步传播给社会，达到“倡导”的目的，增强社会对残障人群体的了解和关注。

除此之外，杂志还是一个“找人的工具”。“一加一”希望在传播过程中，找到更多与他们有着共同理念的人，并通过杂志与“一加一”建立联系，进入残障公益倡导领域。

而中国残障青年领袖训练营便是“一加一”与这些志同道合之人的联系。从2011年开始，训练营每两年开办一期，后成为《有人》杂志的品牌活动。也是在2011年，“一加一”开始了小额资助计划。

小额资助计划面向小型残障宣传活动，在选择资助对象时，会优先选择训练营的营员，而来自内蒙古赤峰的秦哲就是计划的资助对象之一。

秦哲通过《有人》看到了训练营的招募公告，成功报名后，与其他营员一起经历了为期四天的集中培训。训练营结束后，秦哲申请了小额资助，并在2015年举办了残障人发声月以及“心手相牵 残健同行”春游活动。

除了资金的支持，秦哲在筹备活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来自《有人》的智囊团支持，《有人》的前辈们利用自身经验，帮助秦哲完善了活动的策划。2016年，秦哲与他的合伙人，一位视障人士，共同成立了赤峰市知了残障人社会服务中心，走向了组织化、机构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亦师亦友的“一加一”前辈们，一直陪伴在旁。

也是在2015年，“一加一”小额资助计划与正荣基金合作，建立了“一加一·正荣微公益”项目。欲参加项目的残障人通过线上平台看到招募公告后，提交相关项目书，再由项目工作人员筛选出合适的资助对象进行小额资助。

资助对象将接受活动项目筹划的一对一线上指导及能力建设培训，线上指导内容涵盖了从项目设计、执行到财务处理等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年，“一加一·正荣微公益”通过两轮小额资助，在全国举办了50场残障相关活动。其中，残障权利意识培训、社会融入倡导类活动达到43场。

2015残障人发声月（南京站）--残障人趣味运动会

蔡聪表示，通过两轮小额资助，挖掘出了更多的残障小伙伴及残障小组，提高了他们的残障权利意识。同时通过各种活动，也培养了一批来自残障社区并愿意为社群服务、倡导的残障人或残障组织，开始他们的组织化之路。

今年，微公益项目更名为“有人·和平台”，由《有人》全面负责基金运作。基金的资助类型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支持一两千元小微项目，改为支持较大型持续性项目。

随后，项目官员与项目助理继续跟进项目计划修改，最终由顾问评选出六家机构进行重点支持。

同时，平台还将从支持活动成本的6家组织中，每家选取二人，再在其余训练营和小额资助活动中选取3-4人，在项目执行中后期，接受有针对性的培训与集体封闭交流，交流内容包括残障领域专业议题学习、组织发展挑战交流、策略讨论，以及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员职业需求的培训。

这样的变化与“一加一”的转型不无关系。“一加一”创始至今已有十年，在这十年里，“一加一”从一个广播节目，成为一个残障人公益集团，但蔡聪坦言，“一加一”在残障公益领域“非常地有孤独感。”

2015残障人发声月·兰州站

在确立了自身价值和进行社会倡导的目标后，“一加一”一直以DPO为发展目标，DPO即残障人自助组织（Disable People Organization），也发展了包括速录、残障热线等残障人自助服务。目前在中国，这类DPO并不多。

“这些都是需要支持的，我们想发展得更立体化。”他们希望用陪伴成长的方式，帮助个人实现组织化、机构化的目标。

通过媒体找人——个人培训与实践——组织化机构建立——陪伴成长，这个完整的逻辑使得“一加一”从功能性的DPO剥离出来，成为DPO的孵化机构。但蔡聪表示，功能性内容以及小额项目的资助仍会被保留下来，作为“一加一”的另一块内容。

2013残障青年领袖训练营

《有人》目前的主要困难是无法独立运营。为了提高内容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有人》今年增设了图片以及视频栏目，并尝试应用微信公众平台的“打赏”功能，但《有人》的运营仍然依赖于平台的其他收入。蔡聪表示，《有人》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