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人物05】朱永新：配置资源本身有问题 导致教育不公平

编者按：
为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改革前进，中国教育30人论坛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举办“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论坛于4月1日-2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搜狐教育作为独家网络媒体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的发言：

教育公平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我们的教育水准。今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十个提案，其中有两个和教育公平相关。一个就是关于保障儿童的亲子团聚权，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提案；另一个是关于促进小微民办学校的提案。这两个提案都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全国有六千多万，这个数量是庞大的，庞大到甚至超过人家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农村儿童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其中百分之三十有一年以上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留守儿童都有孤独感，受到伤害的概率和不良行为的概率也很高。我们和国外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美国父母亲离开孩子两个小时就要打电话报警了。

但是，我们竟然可以扔下一年，真是不可想象，但这是事实。这些孩子未来会怎么发展？他们的心灵会受到什么样的创伤？现在还难以预测。教育上的问题当然就更多。中国从1992年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的亲子团聚权、家人照料权是基本权利，是儿童应该得到的权利。但实际上我们是不考虑儿童权利的，儿童根本就没有权利，儿童的所有权利几乎都被大人包办了，因为我们跟他们不是平等的。我们在教育上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家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父母把孩子带出来，或者尽可能有一方留下来照顾孩子，包括优先安排工作，甚至给予生活补贴。实在不行监护人要选好，现在很多儿童的监护人爷爷奶奶不识字，不可能跟孩子一起共同学习帮助孩子，有些八九十岁了，孩子还要照顾他们，所以要把这三个防线做好。这是今年我在两会上提出的一个建议，如果能够落实的话会对中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另外就是关于小微学校的提案。小微学校在中国是不受鼓励的，几十年来，我们鼓励的都是大规模学校，学校的规模越大越好，五六千人的中学、几万人的大学多的是。现在俄罗斯的中小学学校平均规模是六百人，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个年级就是四十来个人，这样的学校就在家门口，也不担心校车安全的问题，而且校长对孩子对老师都很信任，不像我们就是大规模的工厂，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

我们规定要成立民办小学最低要求是十二个班，为什么不可以六个班呢？每个班四十个人，注册资金是一千万，担保金是一百五十万，这些都把小微学校的可能性扼杀了。现在学习教育资源那么紧张，为什么不可以在家学习？美国人在家学习的人数已经不是小数量了，而中国没有在家学习的法律，必须送孩子上学。

其实，小微学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北京有一大批小微学校都没有认证，全是违法办学，因为要有一千五百万去办学那是资本家不是教育家，办学是让教育家去办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进行尝试？我觉得这两个提案恰恰反映了中国教育公平的两个重要问题，因为教育公平无非是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大家关注最多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第二是不同群体之间受教育的差距，刚才我们讲的留守儿童属于不同群体，刚才提到的农民工、留守儿童和残障儿童，包括经济困难儿童和女童。第三就是不同类型的教育，比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等。在中国，民办教育基本上没有形成真正的一支强大的力量，真正的民间资本、真正的民间智慧都没有进入教育领域，现在的民办学校基本都是先原始积累慢慢滚大的，所以小微学校属于这种类型。第四是教育教学过程当中还有公平问题，这样的问题更多，应该说现在对前二者教育公平的问题政府、专家都比较关注。

相对来说对于后二者的关注是不够的，后二者的关注怎么去加强？我们认为简政放权是有效推进教育公平的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过去我们在讲公平的时候往往是讲加大政府的推进力度，能不能放一点权？能不能调动民间的力量来推进教育公平？我们都知道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他一直认为简政放权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释放人的创造力，也是改革最大的红利。2013年两会以后李克强就明确表示要把国务院各个部门的一千七百多项行政审批减少三分之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会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希望。两年以来，他一直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二十多次讨论简政放权，反映了本届政府自我革命的勇气。

在今年的两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再次说到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因为有利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可以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去年我们经济速度放缓，但是就业不减反增，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在中国经济相对来说发展面临很多不利形势的情况下，经济指标没有上去，但是就业上去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放权，大家的创业积极性高了，所以就业反而提高了，他认为简政放权是很重要的。其实简政放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考虑，也是战略发展的考虑，也是推进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利器，所以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推动教育的公平。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当然，这是对经济领域而言的，对教育领域而言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配置，政府应该发挥主导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教育上管得太多太死，应该交给市场的部分没有交给市场。另外就是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当中配置本身也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本身还造成了很多教育不公平的问题。

实际上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十年代以来整个在配置资源的时候就是效率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无论是“985”还是“211”，包括现在的协同创新全是政府在做的，政府不断地在锦上添花，不断地在加强重点，所以，教育公平的问题应该解决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真正的健康公平的教育生态应该是政府充分地保公平保基础，对于公办学校进行均衡的资源配置，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要鼓励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把对于教育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群体释放到民办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公办教育质量的提升本身需要对手、需要民办教育作为一个竞争力量存在，这样可以更好地推进优质教育。过去我们是把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的补充，其实不仅如此，应该是整个教育公平大布局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的好学校，就是在政府满足基本教育资源的前提下让每个人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二是应该实施管办分离的教育体制，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现在的学校等级森严，三六九等，既有“985”、“211”也有省属高校市属高校，中小学也有直属校和非直属校，虽然都是学校法人，但他们的直接待遇是不一样的，乃至用人单位也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学校。据我所知，好多国企手里就有一个学校名单，不是这个名单根本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去年的三十人论坛上我曾经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交出两个权：第一是举办权，就是要把公立学校的举办权交给政府，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一个管理者，教育部不应有部属大学，教育局有直属大学，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举办者可以是民办的，可以是社会办的，甚至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政府的，举办者可以多样，但是管理者的主体必须只能是一家。

第二是监督权和评价权，因为现在是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集于一身，没有办法去衡量教育的水平，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做好管理事务和服务任务，必须把监督、评价权交给社会和相关机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不能是自己直接隶属的学校，今后的高校就是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各个省的教育行政部门不应该有自己直属大学和隶属的中小学，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社会机构监督，成立政府直属的教育拨款委员会，对于高等教育机构和中小学进行拨款，中小学原则上分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支持民办学校，甚至通过购买的方式把公办学校交给民间来管理，这样所有的都是一视同仁进行管理。同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因为现在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管理过于琐碎，所以应该把过程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让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家校合作委员会去管理。同时应该取消全国统一的文凭颁发制度，取消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学校直接颁发自己的证书，对自己的办学质量负责任，并且接收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和监督。今年年初的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就已经充分证明自己发文凭没问题，自己招生也没问题，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准生证和毕业证照样可以被世界名校录取，干脆把这些权力都交给各个学校。现代教育督导部门讲起来是属于政府的，但事实上无论是人员、编制、组织关系都还是教育系统的，不可能独立地开展工作，甚至还没有看到像样的、独立的督导报告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教育质量监督部门也和教育督导部门是分立的，比如教育部有教育质量监督中心，但是和督导没有关系。建议把教育督导部门放在人大，这样能够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

三是希望教育行政部门尽快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中央国务院刚刚下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行政职权，对于没有法定依据的职权要全部取消。依法逐条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审查，公布权力清单，同时推进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规定必须为，成为简政放权的当务之急。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整个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所以这样一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在推行权力清单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防止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比如基础教育司去年评全国教学成果奖是从基础教育司移到了教育学会，学会是教育部的事业单位，实际上还是政府在做，而且评选的方式是每个省几个名额，这样还是一种行政的方式。真正好的教育不可能平均分布在各个省，为什么不能允许专家推荐和自己推荐呢？为什么不能允许自由公开竞争呢？权力清单好好地梳理，真正做到该放的彻底放开，该管的严格管好，这样才能为整个教育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态势。

前几天我在北京看了一个小微学校，这个学校办在北京一个很生态的果园里面，校长告诉我这个学校在2006年开始招生，办了十年，刚开始是三四个孩子，现在有三百个孩子，幼儿园有一百个，小学和初中有两百个，而且我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亲在学校里面考察，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在京郊，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文凭，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为什么要送过来？父母亲就说没办法，孩子在这里开心，我们就想让孩子开心一点，不想到正规的公办学校受苦受累。我们可以从这个学校看到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我们简政放权的话完全可以合法合理地办学，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一个许可证？我问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不管你们吗？他说十年来有安全部门来看过，有卫生部门来看过，但是教育行政的没来过，因为如果来了我出了事情他们就要负责任了，他们不来我出了事情把我取消就完了。如果我们的政府服务更到位一点，先给你一个许可证也没有关系啊。后来我在研究，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果园里办学，而果园的建筑是不符合办学规定的，因为这个地点要比北京的很多学校大得多，操场全有，完全符合办学条件，可以先给他们一个许可。现在他们找一个学校挂靠，还要给那个学校交钱，这样就逼着人家走这种歪门邪路，这个案例实际上挺有意思。政府怎么尊重民间办学的积极性，怎么利用市场无形的手来推进教学公平，像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不是一两所，我认识的很多学校去的都是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孩子每年花五六万块钱甚至更多，他们愿意，但是拿不到文凭，他们也不想让这些孩子在中国的大学读书了，都往国外去送。实际上我一直在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少管一些，放权充分一些，中国教育的生态就会不一样了。

我们国内的很多教育探索都可以在这种学校里面进行尝试，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发现他们，推广他们的好经验，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另外，学校之所以受欢迎，一个原因是没有人管他们。我们能不能对学校少管一点、少评价一点、少检查一点，这些恰恰是学校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所以在制定我们教育权力清单的时候能不能少一点微观的管理，能不能梳理一下我们的文件和规定，真正解放我们的学校。

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每个人的人生也能够出彩。

本文来自于搜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