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聪：残障人，为自己代言

父母把他送进普通中学，让他且先“混着”。但蔡聪去学校的第一个月参加了月考，就考了全年级第一。他虽然看不见黑板，但凭借仅剩的一点儿视力，趴在桌子上还能看见字。

蔡聪工作中

那次考试让他一鸣惊人，蔡聪回忆，“人生轨迹就变了，开始进入‘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模式”，语气中略带自嘲。

每逢学校开大会表彰，老师们总是会把蔡聪作为榜样来教育其他同学。一开始，蔡聪对此感到洋洋得意，但越到后来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不看黑板，专门听老师说的话，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反而更能学得进去。而且，因为我学习成绩好，老师上课为了让我听懂，会多说一些，这跟我视力好不好没关系。”蔡聪说。但当老师以其“身残志坚”教育其他同学时，他感觉“低人一等”。

有一次考试没考好，他被老师批评了，心里却感到十分舒坦：“终于被平等对待了，老师对我也是有期望的。”

他开始思考视力障碍对自己的影响。望子成龙是父母都有的心态，但突如其来的视力障碍，让蔡聪的父母变得对他毫无要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盲人学习乐器、相声，便希望蔡聪也走同样的道路。但蔡聪在学校的表现却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父母重新对他寄予厚望。

上初中时，考试的答题卡都是黑白的，对比度高，也更好认清，蔡聪还可以自行填写答题卡。到了中考那天，第一门考试是理科综合，他意外发现答题卡是白底蓝字，看上去就是一大片蓝色，无法看清。等这门考试结束，他向老师反映无法看清答题卡的问题。后来的几门考试，在最后15分钟，都有老师来帮其填答题卡。

第一门考试不理想，最终蔡聪没有考上最好的高中，去了市里排名第三的中学。

高中时，他的视力下降到需要别人帮他念课本。一到学校，他就主动跟老师沟通，打消他们对视障者的疑虑。很快，蔡聪就通过学习成绩表现出不但能跟上课程，而且还学得十分优秀，只不过，每次考试和写作业，他都需要有人帮忙念题。

同学们也喜欢帮他念题目，往往题目刚念完，蔡聪的答案就出来了，念题的同学也就不用再写作业。“其实在学校和同学交往，也是有诀窍的。”蔡聪说。

2004年高考，老师们对蔡聪给予厚望，特地与教育部门沟通，能否让蔡聪在考试时获得念题的帮助。但这个申请并没有被批准，理由是没有先例。蔡聪的父母也找了许多人想了许多办法，终究是无法参加普通高考，他们才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现实给了他们一个重重的打击。

有一天，蔡聪父亲偶然在杂志上看到长春大学针对盲人设有针灸推拿、音乐等专业，实行单考单招，需要学习盲文。2004年9月，他赶紧去办理残疾证，还去盲校学习盲文。

“后来才知道有盲校，原来还可以去盲校学习，不过后来我庆幸没有去盲校。”蔡聪说，他去学习盲文的学校将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心智障碍的学生混合在一起，视力障碍者只有6个。年级跨度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二，上课时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学生们到了初二，不是被推荐去按摩店，就是去武汉盲校上到中专再被推荐去按摩。

残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的盲文学得很快，“盲文就是一套拼音系统，很容易就学会了”。但由于学习得较迟，盲文阅读速度并不快。2005年3-4月份，他到长春参加考试。随后，他考上了长春大学的针灸推拿专业，头一次见到盲人大学生。以前在盲校，他感觉自己跟别人不同。但到了这儿才感觉生活真的变了，他也得学盲文，得去按摩店。

高考结束之后，他还曾和同学搜集高三毕业生的旧书，再去摆摊卖给高二的学生，感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什么都能干。可是，到了大学，老师和同学对视力障碍者的期望值较低，认为推拿按摩是视障碍者最容易学习和就业的行当。

两种环境的反差给他很大的触动。在大学，蔡聪还在网络上写小说，赚了些稿费；他和同学一起出去旅游，尝试不同的东西。他也想考雅思，但雅思题目的阅读量很大，蔡聪的盲文阅读速度不快，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题目。而当时雅思也不提供电子试卷，不能用听题的方式，后来就没考成。

残障青年领袖训练营合照

蔡聪的大学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可是到了大五实习，他不得不面对就业的问题。他被推荐到医院做按摩，但是蔡聪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后来大学毕业，他回家找工作，在网上看到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在招聘广播节目制作人——他记得这个公益机构。2010年，南昌百盛商场曾张贴“禁止轮椅乘坐着入内”的歧视性标识，当时“一加一”做了场行为艺术，以示抗议。

蔡聪觉得挺有意思，便发了封简历过去。对方回了邮件，并提出了5个问题——就是这5个问题，让蔡聪坚定决心，要去一加一工作。

他记得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电视相亲节目《非常勿扰》开办残障专场，你怎么看？

蔡聪早就思考过类似的问题，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顺利被录用。2010年8月初，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让他买张去北京的火车票。父亲问：“去北京干什么？”他答：“工作。”

虽然父母和社会上多数人一样对视障群体了解不深，但他们尊重蔡聪的决定。再说，这也不是蔡聪第一次“闯世界”。2010年，蔡聪毕业旅行时就跟同学一起去上海看世博。

“一加一”是在2006年由7位视力障碍人士、1位肢体残障人士创办的关注残障人士的公益机构，最初他们想基于中国残障人的学习和就业现状做点事情。

蔡聪与英国威廉王子会面

2008年，“一加一”成为中国奥运会首家来自民间的残障人媒体，开通了自己的网络电台，奥组委还授权他们做了100集残障人广播宣传片。这一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让他们意识到，“残障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不是缺点”。

“一加一”的广播节目，是让残障人士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此来做政策倡导、公众倡导和残障人士内部社群的倡导，改变大家对残障人士的认识。蔡聪特别强调了一句，“伤残不是一种错误”。

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很多视障人士给他们打来电话提出了各种问题，通过这个他们了解到，广播是很多盲人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一加一”的服务应该是陪伴和经验分享。通过广播节目，他们教视障者怎么带孩子、怎么做饭之类的生活细节，这些是非残障者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们能找到很多有经验的视障者来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个也许从表面看来是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但对于他们树立自己自信心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心态会有很大的改变。

为什么要扮演“陪伴“的角色？

蔡聪陷入了思考中：“因为我们是在这种医疗模式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家长，会经常否定我们，所以连我们自己也经常否定自己。”

“一加一”还培训视障人士做速录，在上海有个咖啡馆做心智障碍者的支持性就业，开展“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举办残障青年领袖训练营，开展残障领域小额资助……

6岁普通孩子津津用非视觉摄影给导师蔡聪拍照

蔡聪说，“一加一”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多很乱，事实上他们的规划是基于每个工作人员的兴趣点和价值观而来。比如他自己喜欢写文章，2013年他开始做《有人》杂志，提高公众对残障群体的认知度。在他看来，残障人媒体这是一片蓝海，残疾人加上任何议题都是一件新鲜事。

他在不同的文章和场合里强调过同一个观点：现在国内公众对于残障人士的认知普遍还停留在“传统模式”和“医疗模式”上。“传统模式”对残障人士的定义就是“残废”。但根据国际残障人士公约，残疾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种状态，不应该“被纠正”。

蔡聪和“一加一”的使命是——改变人们对残障人士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