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纯山:做陕西公益的垫脚石︱【和平台】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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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平台】合作伙伴的案例,呈现区域平台公益组织这一生态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在区域公益守望者与资源整合者的责任担当上还可以有哪些更大的作为。


5月21日,西北地区第一个大学生公益节将在西安欧亚学院举行。现场活动会有公益影展、真人图书馆、公益工作坊和民谣演唱会等。




公益节民谣演唱会请到北京工友之家的孙恒


活动发起方是陕西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负责人廖瑾表示,西安有上百万大学生,但公益活跃度远不及北京、广州等城市,希望通过新荷大学生公益节,让更多大学生了解公益。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发现一些未来的公益鲶鱼。

发现和培养未来的公益鲶鱼
陕西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成立于2014年,脱胎于2006年成立的纯山教育基金会,致力于公益普及和行业推动。纯山之谓,源于仁者乐山,希望仁者之心像秦岭山脉一样广袤连绵。

从2010年开始,因纯山教育基金会工作获得多方认可,同行建议其带动本地行业发展,纯山教育基金会遂决定开展公益支持项目,鼓励本地公益人外出学习,报销学费路费。廖瑾观察到,很多公益人在成立组织后,可能原本设想的效率提升没见到,却陷入机构内部行政事务上、团队协调上。尤其是志愿者发展出来的组织,几年之后刚开始的热情都被消磨殆尽了。

“外出学习,公益技能的提升、公益视野的拓展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找到同伴。”廖瑾说,陕西的本地公益机构很少有机会出去,很多时候是在孤军奋战,做的事情身边人都不理解,觉得特别孤单,但出去之后可能会发现大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一些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很多经验。“找到同行者,发现之后行进的方向,这个是更大的影响。”

纯山几年内支持了十一家本地公益组织负责人外出学习,包括参加德鲁克的课程、恭明的黄埔协力营等,因后来行业推动工作越来越多,遂决定把这一块独立出来,更为精准的发展。

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成立之初,他们先对陕西的公益现状做了下调研,发现陕西公益组织的数量虽然不少,但一些志愿者组织侧重于自娱自乐、仍是社交型,还有一些组织停留在活动层面,今天搞一个活动明天搞一个活动,另外一些组织似乎走了弯路,和企业合作时,分不清他们是一个策划公司还是公益组织,公益服务于公司的宣传。

调研时他们问公益组织最需要什么,绝大多数组织都说是钱。再问如果搞场筹款培训或者能力建设培训会不会来参加,九成组织都说不要钱我就去。“这些组织怎么这样,只要给钱让我干吗我就干吗,只要不要钱让我去哪我去哪,这还是公益组织吗?”廖瑾说,回来之后团队有些伤心,发现如果想做好行业支持,必须做行业增量,放些活性进来,希望有鲶鱼效应。


纯山主办的青年公益工作坊

做行业增量有两个重点,一是大学生。陕西有上百所高校,光西安就有上百万大学生,“在广州,光一个中山大学就把广州的公益氛围带起来了,但在西安,搞一些公益活动很难见到大学生的身影,但圣诞节的时候大学生满街都是。”廖瑾说,希望通过公益节偶遇更多大学生,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两年,纯山总共接触了上千名大学生,还组织一些大学生去外地青年公益组织参访,但在廖瑾看来,相对于本地大学生的总人数而言,之前这些公益普及仍是杯水车薪。

二是初创期的NGO。在和平台的资助下,2015年纯山总共支持了6家初创期公益机构的核心项目,并帮助这些机构进行了使命愿景梳理和项目设计梳理,近期还发布了2016年和平台招募令。纯山“和平台”项目负责人王江涛同学说,使命是由团队成员决定的,他们只是负责引导,“我们不是拥有正确答案的人,答案在人家那里,只不过他们经常身陷其中。”

在外界同行看来,强调使命优先是纯山的特色,廖瑾表示,“各个组织做法差不多,只不过话语体系不太一样。大家都会问服务群体是谁啊,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就是使命啊。但他们不会讲使命优先,而会强调陪伴等。有人认为使命要等到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去讲,但我觉得越是小组织越应该想清楚,小组织资金人力都有限,才更该集中精力做与使命相关的事。”



廖瑾的微信昵称为随喜,这是她十几岁时梦到的笔名,“只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想再做“正确”的事情
纯山教育基金会已经走过了十年,目前共资助了893名农村贫困大学生,作为纯山负责人的廖瑾,也见证了这些年陕西公益的发展。

2001年时,廖瑾还在证券公司上班,负责行情咨询和广告业务,每天过手的钱都是天文数字。陕西台《股市人生》为她做了期报道,她也因此成为众多亲友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她对这样每天数钱过日子的生活已经厌倦,“每天都目睹着别人的人生,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通向何方”。那年底,廖瑾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上,看到一帮人合计着要去合阳观鸟。她问召集人老鹮,“为什么要去观鸟?”老鹮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喜欢。”

“太酷了!”廖瑾在文章中回忆说,“这么多年我和身边的人都在做‘对’的事,还没见过这种做‘喜欢’的事的"神经病"。”她登上了开往合阳的大巴,也自此踏上了公益之路。

观鸟结束后,她在BBS上发帖写活动感受,和群友们组织各种各样的环保活动,去小学上环境教育课,去保护区跟着护林员巡山,在城市里开展环保宣传……她觉得这才是生活,业余时间都投入公益上。尽管群友彼此只知道网名,但在一起却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城市环保设施合理性到垃圾分类,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到生物多样性,从环境保护到地球寿命。

2003年,廖瑾入职CCS(跨文化国际),为外国志愿者来华提供服务。工作之余,她依然做环保志愿者,比如反对怒江建坝等,甚至请假去做。2004年,她参加自然之友的绿色希望行动,去陕南汉阴县支教,和当地师生同吃同住了一周。回来后,她认认真真地写了十几个教案发给自然之友,被收录到环境教育教案集中,她获得当年最佳环保志愿者的称号。

在廖瑾看来,公益组织对志愿者的要求其实不高,志愿者只要稍微用一点心,多用些心思、精力在上边,把小事当正事去做,就能遇到很多好的发展平台和机遇,这在企业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很多志愿者满足于只是参加活动,没有放很多心思在里边,这导致很多志愿者的资源是浪费的。


志愿者时期的廖瑾

CCS为志愿者服务,处于公益后方,因为想要更贴近那些受侵害的群体和事件,2005年,廖瑾加入宣明会,据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工作了三年后,她发现大型国际机构有其优点,工作更为系统、更为专业,包括预算控制、项目规划、内部管理等都棒,但很多机构也有自身局限,比如个人能动性有限。

廖瑾解释说,“他们是自上而下的去做整个地区的项目设计,科学性很强,具体的工作人员能对项目做的干预是很少的,但他们又是最能影响项目效果的。”这导致,即使一线员工发现只要改进一个工作方法就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但因为不被授权,必须按照起初设定的框架做,哪怕知道原来的方法错的也必须执行。

这让廖瑾很困扰,“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是帮助服务群体还是只想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所以她业余还是“不务正业”,继续做志愿者,2007年便为初创期的纯山教育基金会做志愿者。

2008年,廖瑾正式入职纯山教育基金会。这是一家侧重于项目执行的基金会,和其他做服务的机构不同,纯山在服务的同时还注重倡导。

纯山的“鞋盒礼物”计划号召市民将不用的鞋盒放入礼物,春节前由公益组织送给农村孩子,或者捐款50元定制一份,以此倡导公益“人人参与”,目前已送出了20612份;如果带志愿者下乡,他们会先做专门的培训,要求一支队伍不能超过15人,只能有一部相机,禁止带16岁以下的孩子参加,还要签署承诺书等,目的是倡导尊重受助人,让受助人受扰最小化。

公益人的生活多很苦逼,廖瑾刚来纯山时月工资只有两千块,花机构的钱更是精打细算。她们下乡给乡村图书馆送书,为省几块的车钱,一百本书拿绳子捆起来硬是烧人油送过去。就这样,她们建起了36所农村图书馆。“不过烧人油最大的弊病在于,人油有时候不可持续。”廖瑾说,2010年她给村小学送书时摔在山路上,“不负众望”地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截尾椎。

去医院看,医生说要做手术,先交一万,她转身就走。“下海快十年,我的积蓄已经神秘蒸发了,家里还有一个2岁的钞票粉碎机正在嗷嗷待哺。”廖瑾说。后来她找到一位神奇的老中医,花了一千把胳膊看好。“拿着佃户的钱,操着主席的心。”当廖瑾和别人谈起时,那人评价道。

廖瑾说,对工资没什么可抱怨的,工作本身的价值超过了薪资,才是自己去选择的根本动力,“那时我心里还很感激,一个月还给两千块钱啊,而不是想着一个月才给两千块钱。其实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使命去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跟使命无关,就只能选择钱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公益机构要使命驱动,因为你没有钱。^_^”


在证券公司工作时的廖瑾

做公益支持难在评估
2014年,纯山公益事业中心成立后,廖瑾兼任中心负责人,另招募了两位全职员工。在宣明会工作过三年的王江涛同学入职,负责行业支持项目,由和平台资助;栗子(陈红丽)在纯山教育基金会实习过一年,到中心后负责新荷计划——大学生公益教育项目,由乐施会支持。中心的注册资金由纯山教育基金会支持,其工作人员兼做中心的传播、行政和财务工作。

廖瑾、江涛和栗子构成团队的铁三角。在廖瑾看来,大家工作风格各异,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江涛的研究性更强,对规则、对制度、对流程有天然的敏感,倾向于从大到小的去考虑问题,从方向到路径再到方法,做组织的使命梳理如鱼得水,善于发现关键点。而栗子是亲和型的,善于营造氛围,与人沟通,年龄较小,很容易和大学生建立信任,形成联接。


纯山教育基金会去农村贫困大学生家中家访

2014年,他们先用半年对陕西的公益组织做了摸底调研,走访了三十多家机构,同时做战略规划和项目设计。2015年,纯山正式开展公益支持项目,有将近四十家机构申请,他们一一做了访谈,最后确定了六家给予资金支持。

深入访谈后他们发现,陕西的公益形势比之前做调研时给人的感觉更为乐观,绝非一潭死水,一些组织没做起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项目设计问题,还有些是负责人没有专业化的意愿,每家机构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有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意愿,只要外界在关键点上给予一些支持,这些组织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典型的是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陕西工友之家和安康环保协会。廖瑾说,可以从这三家机构的提升上看到陕西公益组织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只要在关键时间点给他们一些启发,给团队坐下来梳理的机会,可能不需要太多钱,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也会有能力申请其他支持,“最好的效果是梳理之后,他认为所有成果是他们自己产出的,而不是外界给他们的。”

仁爱儿童援助中心负责人庞保良回顾,在纯山的引导下,他们团队做了使命梳理,“这对机构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因为要现场提交方案、现场答辩,也锻炼了机构现场筹款、展示项目的能力;在纯山“和平台”项目支持下,他们还获得了急需的物资,“仁爱读乐园”原来用的铁条焊制的一米八书架换成了儿童专用的一米五木书架,拿到了很多精美的儿童绘本。

但做公益支持,难点在于工作成效很难被资方看到。纯山负责青年公益教育的栗子同学介绍说,目前纯山在做的有校园公益巡讲、工作坊、公益节、公益游学等,纯山做青年公益普及有一个框架,先让他们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点最想做的事,再打开视野,看和公益议题和服务群体能有怎样的联接,最后落实到行动层面,想怎样能做得更好。

栗子感慨,人的成长是一个很慢的过程,而且是多维度的,很难说对活动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现场评估也只能针对客观的部分,看他们对内容的掌握,但日后会不会关注公益、参加活动,就很难评估出来。在廖瑾看来,公益普及的目的不是说想让青年人日后专职公益,只要他们工作之后,能有一些公益视角,在他们的专业岗位上说不定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


孩子们拿到纯山代送的“鞋盒礼物”

对公益机构的支持也是如此。廖瑾说,行业推动的工作很难像一线项目一样能被量化,一线项目的效果被资方看到都很难了,更别说行业支持机构了,“希望有更多的像和平台这样的‘好钱’来支持我们,他们认同你的理念,相信你的使命,也不要求你非按他的想法去做。”2015年,“和平台”支持了纯山168000元,2016年支持资金更是增加到22万元。

“非限定资金能占到1/3,这很可贵。能够放手,更为可贵。很多资方手里有钱,指望以此改造机构。但‘和平台’不同,他和支持机构之间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项目官员也被称为‘和伙人’。他们说,没有人比纯山更了解陕西公益,所以一般不会给意见,顶多是了解情况,无为而治。但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某个机构需要帮助,他会出手。”负责纯山和平台项目的江涛说。

和被支持机构一样,纯山也是处在初创期,会面临资金短缺、人员有限、技术不足等问题,做的工作也是探索性的,没有现成的熟手可招,需要时间历练,廖瑾感慨,“如果大家对支持类机构也有像对初创期NGO的宽容,以陪伴的态度来看待,允许组织有成长的变化,给处在探索期机构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试错,那这些困难都是发展中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纯山2014年时定了三年目标,希望在探索期能带动不少于十家的公益组织,使初创组织专业化,未组织的团队组织化,用其活性搅动本地的公益环境。“现在来看,有些保守了”,廖瑾说,第一年她们就支持了六家,以后可能会对这一指标做些调整。他们对新荷计划也做了调整,公益游学可能要取消,重点会放在普及人数上,“基数大了,才能选出值得支持的人。”



在公益路上走过了十六年,廖瑾坦承,2010年时她曾陷入迷惘当中,觉得需求无涯而生有涯,社会问题太多了,每一家组织能做的事情很少,尤其做人的工作。刚进入公益行业时,她想着一定要为社会带来些改变,或者至少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但十年过去了,发现这个社会没什么改变,但自己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因此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当时参加了恭明的黄埔协力营,那个救了我,想明白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原来想着十年能解决,其实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很多社会问题要通过一代人两代人才能推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然成为90后、00后的垫脚石,那我的目标就是,做好这块垫脚石,让后人可以站在我这层台阶上去前进,那我这一生可能就足够了。纯山的使命也是这样吧。”廖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