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观实录|动物保护组织在疫情中的“舆论战”


【公益抗疫观实录】第五期:疫情之下,猫狗亦被推入危险的境地。猫狗是否会感染传播新冠病毒?作为动物保护组织,又该如何应对呢?本文为你带来观察和分享。
撰稿:顾斌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猫狗的表态

同时,该协会也为饲养宠物的家庭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防疫指南:

✔︎ 一如既往地做好家中猫狗的清洁工作。该洗澡的洗澡,该擦脚的擦脚,勤铲屎,按时体内外驱虫。可以用宠物用的清洁剂擦拭或洗涤猫狗的用品(餐具除外)。
✔︎ 遛狗应该避开人多密集的地方,并尽量缩短在外逗留的时间,千万不要散养猫狗。如果需要乘坐电梯上下,尽量避免高峰时段。主人出门必须戴口罩。当个文明的犬主,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紧牵爱犬,礼让行人。
✔︎ 妥善处理完动物的粪便后,彻底清洁好自己的双手。按照7步洗手法,连手腕都要洗干净哦!
✔︎ 如果人滞留在外地无法及时回家中照顾留守的动物,请听从官方指示,不要强行回家。可以寻找家附近信得过的朋友或亲戚上门临时照看一下。

第二步赢得主流媒体支持

在通过自媒体发布消息的同时,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主流媒体的肯定,改善了疫情中的动物保护舆论。

1月26日,武汉“封城”的第4天,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猫狗留在武汉的主人们,可以联系我们》一文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大量反馈。

据该协会会长杜帆透露,早在春节之前,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收到不少留言,询问协会能否为春节期间离开武汉的居民提供上门喂养宠物的服务。当时杜帆认为协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提供有偿的上门喂养宠物服务并不太合适,于是婉拒了那些人的请求。

然而武汉的“封城”,意味着那些原本计划离开几天就回武汉的宠物主人暂时回不来了,家里预留几天的食物和饮水耗尽后宠物面临死s亡w的风险。

这时候协会收到了更多紧急求助的消息,于是杜帆把上门救助宠物的想法提出来跟协会成员沟通。当时有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频繁出门不但会提高成员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独自去陌生人家开锁入户还存在财物失窃的风险。

杜帆知道这些风险的确存在,可是他们的协会是武汉市唯一一家有合法身份的动保组织,如果这个时候不站出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更待何人?

“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为这次疫情贡献一点力量吧。”杜帆打定主意,就在1月26日通过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无偿为武汉居民提供上门救助宠物的消息。

为了方便汇总信息和执行,协会为居住地在武昌、汉口、汉阳的求助者分别建立微信群,并要求填写宠物预计断粮的日期,以方便协会按照实际情况的轻重缓急排序救助。

出乎杜帆意料的是,从1月26日到2月3日,这短短9天里协会收到了2800多条求助信息。可是协会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手,包括杜帆自己在内只有68人,还必须2人一组行动,一人负责补充食物、饮水、清洁,另一人负责全程视频连线求助者,以避免宠物死s亡w、财物丢失等潜在纠纷。

“我们1组平均每天跑5家左右,所有人加起来一天跑将近60家。”这些天杜帆每天上午9:30开车去接已经配合默契的开锁师傅,一直要忙到晚上8:00才到家,比之前在武汉到处救流浪动物还要忙。

协会为所有参与行动的志愿者都配备了口罩、防护服和免水消毒洗手液。不过考虑到避免引起上门救助宠物小区的恐慌,他们一般并不会穿着防护服进入。

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义务上门服务

让杜帆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只怀孕的加菲猫,当他和另一位志愿者小伟一起进入房间时,他们发现猫窝里有两只已经死s去的奶猫。

小伟通过视频连线询问求助人是否要把还大着肚子的加菲猫送去宠物医院。求助人告诉小伟,这只加菲猫前不久刚从医院接回来,在医院里就有很明显的应激反应,所以还是留在家中比较好。征求了宠物医院医生的意见后,杜帆和小伟完成了补充食物、饮水和清洁工作,并将两只死s亡w的奶猫送去火h化h。

这天是杜帆开始上门救助宠物之后,第一次遇到死s亡w的宠物,协会其他志愿者也遇到过几次入户时宠物已经死s亡w的状况,不过相比完成救助的200多户人家的总数,死s亡w率并不高,这也是他们这次行动的价值所在。

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更换猫砂

截至2月5日,武汉“封城”14天,该协会包括杜帆在内的38位志愿者奔走了10天,累计为500多户居民家的宠物提供救助工作,其中协会志愿者上门救助超过300户。他们的做法将保护动物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在行动过程中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向社会大众展示了动物保护组织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

不过杜帆也意识到协会本身的人力、物力也相当有限,只有发动起更广泛的力量投入到这一行动中,才能真正避免在武汉“封城”期间出现宠物在家中大规模死s亡w的情况发生。

为此,该协会通过建立的微信群、QQ群,跟求助人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尽量请亲戚、朋友提供帮助,如果不行也可以试试看社会上有些饲养宠物的人提供的有偿服务,在这些方式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再来寻求协会的帮助。

同时,杜帆也给市政协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个提案,评估了在武汉疫情影响下,那些滞留在家无人看管的宠物由于断粮断水面临大量死s亡w的风险。他建议政府能够出相关的文件,在特殊时期能够组织社区物业工作人员上门去救助这些宠物。

第三步消除对立“化敌为友”

“武汉这么大,单靠我们力量很有限。如果求助人都能通过自己所在社区物业获得帮助,那样效率会高得多。”杜帆坦言。

诚如杜帆所言,如果能够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动物保护中,那么很多横亘在动物保护组织面前的难题将迎刃而解。然而在实践中,为什么大部分社区、物业的管理人员对于哪怕只是善待管辖范围内的流浪动物都态度消极甚至强烈反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上面提到的西安某社区那则通告里找到答案,“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群众对小区业主私养宠物(猫、狗等),在公共区域随意大小便,臭味熏人,反映极其强烈,已引起公愤。”

在这则通告里所描述的情况恐怕是很多社区、物业都会遇到的问题,当然除了业主饲养宠物存在不文明行为会招致反感,仅仅把保护流浪动物的行为停留在投喂层面的爱心人士也加剧了社区内的对立情绪。

实际上,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在日常工作中就着力于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改变人们对于“人——动物——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认知,他们与武汉很多社区联合举办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的活动,通过减少宠物饲养人不文明行为来缓解社区内的矛盾。

无独有偶,在上海也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切实行动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FN小组就是其中之一。该小组曾经协助几个大型社区居委会、物业对社区内的流浪猫分批实施TNR(抓捕、绝育、放归),并为社区提供科普教育支持。

该小组负责人林林认为,不管在哪里,社区成员一般都分成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那些支持动物保护的人。第二个群体是中立的,不管别人爱不爱动物,都跟他们没关系,只要别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行。第三个群体是比较极端,从心底里痛恨动物的人。在这三个群体里,第一个和第三个群体都是少数人,中立的占了绝大多数。

而在社区里因为流浪动物发生矛盾,主要是在第一个群体和第二个群体之间。比如说,第一个群体的人在给流浪猫喂食的时候,没有关注环境卫生状况及时清理喂食点,这就会造成第二群体的人普遍反感。而当第二群体的人通过向物业投诉或者指责第一群体的人时,第一群体的人就会认为这是不爱动物的敌意行为,反对的人就是敌人。

“还没有开始深入交流,就已经把对方看作敌人,这样的观念就是不对的。”林林指出,这会导致双方没有办法沟通清楚对方的真正诉求是什么,从就事论事沦为情绪化地人际冲突。

在实践中,FN小组会采取开放的心态,去尽量多地争取第二个群体的支持,这个群体的诉求无外乎希望消除流浪动物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动物保护组织就能够通过沟通让对方了解要消除流浪动物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有效的方法是TNR,而非驱赶和捕杀。除了认知上的认同,动物保护组织成员也要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去帮助社区内第一群体的人员优化喂食的地点和时间,并且推动对流浪动物实施TNR。

在上海黄浦区一个高档社区曾经因为有居民在社区内给流浪猫喂食,造成了居民间的矛盾。FN小组通过与居委、物业、居民自治小组沟通达成一致,对社区内的30多只流浪猫分批进行了TNR,大大减少了流浪猫发情期厮打、尖叫、便溺等扰民状况,而将喂食点迁移到社区内偏僻的角落也能降低流浪猫出现在居民面前的几率。居委、物业通过这次成功的合作,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自治小组给社区工作带来的高效便捷专业的辅助作用。当居委、物业获益,这种合作就是可持续的。

同样这种“化敌为友”的方式也能够在商业楼宇奏效,林林在自己工作的虹桥商圈组织起了一个小规模的志愿者团队来保护当地的流浪猫群体。由于之前与她办公的商务楼的物业达成了共识,物业允许流浪猫在地下车库内活动,而志愿者们则负责定期清理地下车库内的流浪猫便溺,也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TNR。

志愿者在虹桥某商务楼地下车库清扫流浪猫便溺

志愿者在虹桥某商务楼地下车库消毒

也正因为双方在日常建立了默契,即便在本次疫情中“猫狗会感染传播新冠病毒”的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该物业也没有采取任何极端方式去处理管理区域内的流浪猫。

“我们平时会给物业工作人员宣讲一些关于流浪动物的基本知识,他们不会轻信道听途说的虚假消息。退一步说,如果物业真的要迁移区域内的流浪猫,也一定会先跟我们沟通,由我们协助来完成这项工作。”林林表示。

目前,在虹桥商圈的志愿者依旧会每隔三天轮流去喂食点补充食物和饮水。由于疫情期间出门投喂流浪猫的人少了,志愿者们发现在喂食点除了熟悉的那些流浪猫,还多了一些从周边来觅食的新面孔。

林林和几个志愿者在微信群里也沟通了这个疫情期间的新情况,计划在疫情缓解之后,她们会去现在的喂食点区域周边踩踩点,增加几个喂食点。避免某个喂食点的流浪猫聚集太多,对环境卫生影响会比较大,容易引起部分人的反感。

总而言之,动物保护组织只有通过理性的实际行动去消除对立情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谣言”产生和传播,为整个动物保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