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有话说 | 一个实践者的文献探索
「行动者有话说」由禾平台和公益大爆炸共同发起，以线上分享、对谈的形式，支持社区公益行动者思考、发声，让实践被看见，让社区公益更具体。
本期我们邀请到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教育顾问、广州市黄埔区比邻公益服务中心总干事熊亚洲老师，结合城中村社区发展的案例，分享他回顾文献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经验和思考。
一
城中村社区发展背景介绍
广州市黄埔区比邻公益服务中心是一家为流动人口服务的公益机构，于2014年在黄埔区民政局注册成立。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儿童阅读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丰富社区居民业余生活，提升流动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促进外来工融入社区，融入城市。我们的理念是，平等赋权，助人互助。使命是改善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
我们有mini 图书馆项目，就是在出租屋的楼道安放简易书架，每次投放100~200本图书。截至目前，我们在社区做了15个这样的mini图书馆。
参与防疫期间，举办了住房合作社项目，就是把城中村的一栋楼盘下来，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情况下，直接分租给工友。大家建立了一个社员大会，每个月开例会，自行管理水、电、卫生，共同做楼内营造工作。
除此之外，还组织茶话会、夜跑、羽毛球小组、流动书摊、儿童电影、音乐班等等二十余种活动。
比邻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2~3个人，如何提供这么多服务呢？
我们流动人口社区的服务方法是让服务参与者形成小组，让小组自己参与到建设当中来
社区图书馆
开放权限给到社区的骨干志愿者和义工。图书馆的钥匙可能配了20~30把，义工、机构工作人员可自行开门。技术系统也是开放给工友，有人去借书，不一定非得找工作人员，工友帮忙登记借阅就可以了。一些小组活动会议也可以到社区图书馆举办。
儿童故事会
四位妈妈为一队，一期2~8支队伍，一起在社区里给大家讲故事。他们需要自行策划活动，机构提供培训支持。
户外徒步
组织4~6个人为一个小组，每月到山上踩点、定路线，然后发招募、组织活动，到山上做一些互动游戏，以及总结，整个宣传、招募、总结的流程都是由小组的工友自行完成。
住房合作社
社员轮流当社长或者楼长，每个月都要开社员大会，要做很多的文化引导。现在社区有两个住房合作社，一栋有18户。大家炒个菜，一人一道菜来这里一边吃，一边就把社区的会议开了。
这就是我们在社区用的工作方法，机构工作人员主要做协作支持的角色，更多的一线的服务是由一些骨干志愿者和各种各样的小组来完成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每周的例会，例会由多个小组的负责人一起召开，安排接下来的一周或一个月的社区活动和分工。机构工作人员很少会去讨论活动本身怎么策划、谁来负责，大部分是交给社区的骨干志愿者完成。
二
我做文献回顾的缘起
我为什么要做文献的回顾？其实是来源于两件事情，一是从去年开始，机构申请了“治理视角下的城中村社区发展共学营”的项目。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是要用治理的视角去看待城中村，还需要做社区发展。但是，其实对于一线的伙伴来讲，包括我自己都发现，对这些概念不是很清楚。什么治理视角？难道除了治理视角，还有别的视角吗？城中村社区跟别的社区一样还是不一样？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
第二个是今年我增加了一个角色，担任千禾基金会社区教育顾问，帮忙做行业能力建设、行业支持的一些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聊关于“社区发展”“社区治理”这些概念的问题。最后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不是很清晰，都不知道这些社区治理、社区发展到底在讲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所以从去年底，我就开始阅读关于社区治理、社区发展，甚至社区营造等方面的一些资料文献，然后把有趣的下载下来。
这个工作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就是去搜关键词，把相关的概念放到知网进行搜索，按照高引、C刊、相关性等方式做排序，一篇一篇点开看，然后开始逐渐了解脉络。整个过程持续两、三个月时间，大概浏览300多篇的文献，其中下载100多篇，对文档进行分类40多个文件夹。关于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的大概有170多个文件，关于社区研究，有200多个下载的文档。
三
文献回顾发现了什么?
关于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社区营造这些概念，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这些概念之间到底指的什么，是指的同一件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给大家从这几个概念开始做一些分享。
（一）社区发展的源头
社区发展、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这几个概念中，最早出现的概念是社区发展。很多文献都会讲到，“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的《共同体与社会》首次提出。在中国，“社区”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翻译过来的。最早提出“社区发展”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法林顿。他在1915年出版的名为《社区发展: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宜生活和经营的地方》的著作中, 首先使用了社区发展这一概念。
20世纪初的伦敦东区
但现实中，这些概念是来源于20世纪初的伦敦的东区。现在伦敦东区称为小硅谷，但是历史上是移民、贫民聚集的区域。恩格斯写过《英国工人阶状况》，就描述了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的比较差的生活情况。那时候的工人甚至连小麦做的白面包都吃不起，就只能吃黑面包。所以，那时候英国的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的不平等加剧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学者和牧师，就去一些贫民区开展一些工作。
1850年，莫里斯在伦敦东区成立了“工人学院”，类似工人夜校，他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劳工共同组成团队。1873年，汤恩比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受巴涅特夫妇感召住进伦敦东区，和贫民共同生活，并且协助当地进行贫民的家庭访问，同时也举办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和当地的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884年，伦敦创办第一家“汤恩比馆”，在1889年美国芝加哥创办了“霍尔馆”。到贫民区里面去开展社会服务的运动，叫做“睦邻组织运动”，这些运动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社区建立各种各样的社区中心，也就是今天社区服务中心的前身。
所以，我们现在去到社区，不管是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大家都会有一种基本的工作思路就是建立社区中心。在那里建一个场地，场地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阅读、教育活动等等，就是在来源于19世纪。
当时的睦邻组织运动有三方面的特别贡献：一使参与者了解到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 进而重新思考应对贫穷的政策；二是教育启迪了民众，提升了居民的知识水平，也通过组织各种社团，给社区居民提供讨论的机会；三是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意识，使其共同解决社区问题。这就是当年社区发展的源头。
1955年，联合国事务局出版的《社会进步经由社区发展》这一文件汇编。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社区发展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将当地人民自助合作的力量与政府或志愿机构协助的技术相互配合以改善社区的生活条件”。所以，社区发展就是一个以社区为主体，强调多方参与，改善社区经济和环境，强调公共事务的一个过程。
（二）社区发展的两条脉络
社区发展的全球普及是在二战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全球就已经有超过70个国家在推进社区发展的相关工作了。并逐渐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是以社区发展为主导的欧美模式，二是以社区营造为主导的东亚模式。接下来就分别给大家介绍这两个脉络。
1 社区发展的欧美脉络
美国的社区发展
1889年，在建设汤恩比馆的五年后，美国也有了相应的社区中心霍尔馆，所以欧美是同样的一个脉络。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美国的城市面临内城衰败，社会空间隔离，城市贫困等一系列问题，自上而下的模式在美国受到很大的挑战和阻力，所以就有了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路径。60年代美国有很出名的民权运动，比如黑人平权运动，使得这种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就变得更加强烈。
1964年美国出台《经济机会法案》，开启了一些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的路径。政府主导的路径在60年代是比较失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的社区发展机构应运而生，产生一大批第三方的社区发展公司。社区发展机构的雏形诞生于1966年纽约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蒂文森社区，它的产生来源于纽约市政府与福特基金会的合作，尝试通过第三方的非营利性组织与公共部门建立协作关系，更有效地支持社区物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改善。这种模式就开始在美国扩展开来，然后从7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了20多年之后，社区发展机构在全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个。2005年，社区发展机构的数量已达到4600多个，平均每年涉及到的住宅更新达到9.6万套，创造了7.5万个工作岗位。社区发展机构主导成为一种非常专业化而且很规范的一种范式。我看最新的数据，现在全美大约是有16,000多家社区发展公司，已成为美国社区更新的中坚力量。
新泽西州的新社区发展公司，是有资产管理团队的独立运营单位，会把社区的很多资产进行托管，主要收入来源的其中之一是住房的管理，把房子修好了之后，再租出去，租金收入成为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做儿童日托、管理社区购物中心、一个信用社、做一些就业培训，提供少数民族小学教育等。它将住房发展作为主要手段，在住房发展的基础上，提供广泛的社区和经济发展服务。另外一个例子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贝尔蒙特行动计划，它的特点是需要开很多会，召集社区居民与商户参与社区愿景探讨，包括社区环境提升、住房建设、交通改善、本地商业发展、公共文化活动等多方面发展策略的制定。
美国社区发展公司模式
上图为美国的社区发展公司的模式。看左边这张图，美国的第三方社区发展机构是作为一个枢纽联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它的募资来源非常丰富，它会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去要资金，也会和开发商进行合作；也会向一些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包括宗教团体筹资。所以，它的资金里面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租金，还有更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募捐，然后，向政府去要一些优惠的政策、要一些技术的支持。所以说，美国的典型特点就是第三方的社区发展公司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承担美国的社区发展工作。
印度的社区发展
印度的社区发展和福特基金会的介入有关系。在1950年代，美国福特基金会介入印度的社区发展。印度带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和发展主义的视角。1966 年，联邦卫生部在选定的城市启动了20个社区发展项目，按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进行了一定的比例分摊，来解决资金问题，福特基金会主要提供很多的技术和资源。印度的社区发展主要是在给予农民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涵盖了农业、通信、教育培训、社会福利、辅助就业和住房等8个方面。然后，政府还会在农村开办女子学校，教授职业技能等。
下表介绍了印度的社区发展计划项目，主要是一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学校、修路、修排水设施、改良种子、水土保持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做一些教育培训服务。
菲律宾的社区发展
菲律宾的基层政府单位叫做巴里奥。菲律宾是由基层政府单位来推动一种社区互助的模式，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展的。它的内容同样是修路、建学校、做妇女培训、推动农业和成人教育等。1953年菲律宾教育部门开始在农村实施社区自助项目，推广包括水稻改良、畜牧技术改良等内容。此外，农业信贷和合作金融管理局 、卫生部、公共工程和通信部 、国防部、社会福利管理局、国家安置和恢复管理局都各自开展了社区发展工作。
综上所述，全球的社区发展或社区治理都带有强烈的国家力量参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主导性更强，社区发展带有强烈的发展主义味道，针对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等基本生计问题。发达国家带有较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痕迹。发展中国家国家力量主导下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更直接，目标更具体，但是因为缺乏社区参与主体，一旦政府预算减少，往往陷入停滞，而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更多元，社区参与主体丰富，能够有较好的可持续性。
2 社区营造的东亚脉络
日本的社区营造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农村空心化。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由于大城市工业发展的迅速，导致很多山清水秀的小镇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污染。与此同时，日本乡村开始衰败，一场“造町运动”在日本开始。在英国，叫做“睦邻运动”，在日本叫做“造町运动”。日本的“町”相当于中国的村。所以，“造町运动”就是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比如，通过发动居民一起来放养锦鲤，共同参与河水的治理。大家可以看下方的对比图。
此外，它会展示飞驒（tuo）匠人的木匠文化，是当地有非常独特的木匠文化，木建筑特色鲜明，成为了一种旅游景观。古川町有丰富的祭祀文化，这种祭祀文化被保留下来，通过“飞驒匠人文化馆”对在地文化的开发，围绕“木匠文化”设计各种主题馆，引导对文化的关注。
这个脉络是怎么来的呢？欧美的社区发展，在英文中是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概念，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侧重点，侧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community building”和空间结构建设“community construction”。这样的概念被引入到日本之后，日本将”community building”译成“营造”。所以，它不是一个社区建造或者建设的概念。日本的佐藤滋教授认为，社区营造就是要进行多样化的合作，提高社区的活力，是为了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
日本在政策上有“自上而下”的保障机制，地方政府会出台一些政策推动社区营造工作，无偿开办许多补习班并派遣讲师授课，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如农村技术讲习班、商业讲习班、海洋养殖讲习班、妇女讲习班等，只要农民有需要，都可免费参加学习。政府还利用假期组织中学生去外地参观学习，定期派大学生、家庭妇女去国外访问考察，开阔视野。日本很典型的特点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日本社区营造自下而上的市民参与，并非以独立的个体身份参与，而是通过自治会、非营利组织等市民组织形式。下图是日本的一些社区营造的图，在北海道、京都、福岛、还有德岛县等地，道路街区被营造得很漂亮。
台湾的社区营造
其实，今天大陆很多社区营造的词是来源于台湾的，而台湾其实是来源于日本。1980 年后，台湾社会经历了与日本类似的巨变，是典型的都市贫穷，面临乡村空心化的问题。80年代台湾政府请来千叶大学的宫崎清教授介绍日本“造町运动”的经验，介绍了没落地区利用一些手工艺品、文创产品、观光旅游发展乡村社区的案例，将社区营造观念输入台湾政府和学界。教授提出了社区营造包含“人、文、地、产、景”五个面向。我们现在一说到社区营造“人、文、地、产、景”五个词，就是宫崎清教授归纳出来的。
“人”指人的资源，即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经营人际关系、提高生活福利；
“文”指文化资源，即继承和发展社区共同历史文化，开展文艺活动，对市民进行终身教育等；
“地”指自然资源，即保护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产”指生产资源，即社区地产业与经济活动；
“景”指景观资源，即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生活环境和独特景观的创造等;
我们来分享一个耳熟能详的台湾案例——台湾桃米社区。桃米社区是一个灾后重建社区，1999年南投县发7.3级大地震，桃米里成了严重受灾地，社区遭到重创。桃米社区有369户人家，地震后168户全倒，60户半倒，大量人员外流，社区的环境也很差。年轻人纷纷逃往都市谋生，还因为埔里镇的垃圾填埋场在村落附近，变成了一个“垃圾村”。
桃米社区的发展主要是来源于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一对夫妻发起，他们都曾是台湾《天下》、《人间》杂志的记者，为了“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创建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他们吸引、团结一群资深和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共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台湾的社区营造其实是一种“基进”运动，―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是台湾“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试验并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即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
他们到了桃米后，首先对当地的生态资源进行了摸底，然后和村民去开会，了解他们的基本的情况，最后和村民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建立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为一体的“桃米生态村”的发展目标。他们当时就制定了三个最主要的重建的内容：建立地震博物馆、重新修建淘米小学、建造兼具污水处理功能与动植物生活为一体的“生态池”。在政府及民间资金支持下，打造以绿色民宿为切入点，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体验式旅游产业。
他们在发展社区生态的时候，统计发现桃米拥有台湾31种原生蛙类当中的23种；台湾418种蝴蝶，在桃米村就可看到161种；台湾163种蜻蜓，在桃米就发现68种，丰富的生态资源，超过好几个乡镇。所以，他们想把这种资源利用起来。现在，桃米很重要的一个乡村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捉青蛙和观察青蛙。
桃米社区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基金会，由居民个人的捐款和政府的支持等。桃米社区里的一些照片就是在很多的角落立了各种各样的牌子，写着来源于政府、企业或者个人的捐赠。
桃米社区是地震之后要做灾后的重建，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一对夫妻参与灾后重建，做了生态的定位，再培训村民，开始发展生态旅游、文创和各种特产。据不完全统计，生态产业每年可为这个1200多人口的村庄带来相当于35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3 社区治理——中国特色
在中国，我们常听的叫做“社区治理”，我写了一个副标题叫中国的特色。我们中国的社区治理来源于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计划经济解体导致的城市社区单位制的没落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起到的社区功能不再起作用，迫切需要新的社区功能进行替代；第二个背景是城市化导致大量的人口聚集于城市，客观上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城市社区，从而对社区治理也提出了要求。
中国的社区治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社区建设探索阶段，在1986年到1999年期间慢慢形成的。“社区”这个概念是首次提出是在1986年。1989年9月，民政部在杭州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国普遍开展社区服务工作，这一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社区服务为主，以民政服务为重点。1991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指出：“社区建设是健全、完善和发挥城市基层政权组织职能的具体举措，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工程”。到了1999年，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至此，社区建设开始走出社区服务的范畴。
我们早期为什么不叫社区治理，叫做社区建设？大家还记得刚才我做的那个词源的分析，因为 community development其实有两个脉络，一个是侧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community building”，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就是“社区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早期中国都是用“社区建设”这么一个概念。
第二阶段是社区建设阶段，在2000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3号文件），这是指导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指出，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这里就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定义了。
第三阶段是社区治理阶段，2010年之后，这一阶段明显从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治理，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治理不断下沉，从区县——镇街——村居。强调“三社联动”、“五社联动”，将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社区治理的维稳属性越发明显。它的基本思路是希望把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的状态。
中国的社区发展和国外的社区发展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西方国家整体呈现有限的政府功能，有限政府责任有限，如果需要发展基层社区，需要依靠基层社区组织，所以在西方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社区发展模式是“有限政府+社区组织”的社区发展模式，社区发展干的很多事在今天的中国看来，其实是政府干的，例如种树、修路等。中国无限责任的政府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系统进行社区发展，比较少依靠社会组织。
关于这部分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此批评的文章，比如说周志庆在《政治发展研究》2016年发表的篇目中提到：“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或面对的挑战不是基层政府不断展示的威权式亲民形象和不断强化的管理效率，而是要使社区作为主体性社会的基本单元，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建构社区参与机制，由社区居民选择和决定社区的愿景。这意味着，要改变国家主导社区的治理结构，确立社会的主体性，从威权的、以行政人员为基础的治理体制向分权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体制转变。”他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中国的社区治理虽然也在强调多方参与，但是它主要是依靠整个行政体系下高效率的执行力，再加上说服式的协商。
（三）社区发展小结
以上就是社区发展、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三个概念之间的渊源或者关系。无论是社区发展、社区营造还是社区治理都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激发社区内生性力量，希望形成多方共建的格局。社区发展和营造都依赖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方法论上都强调社区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社区发展来源于英国城市发展中的贫困社区问题，无论是英国的睦邻运动，还是日本的造町运动都很重视知识分子走进社区，走进基层，跟社区的结合。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体现出弱者优先和优势视角的价值观。
（四）流动人口社区发展
我们在知网检索“流动人口社区发展”，很遗憾，其实搜出来的文章很少，只有20多篇。而且这20多篇的文章，没有特别有质量的。即使把“流动人口”和“社区发展”中间插入空格，变成一种并列关系，将概念变得更宽泛，总库检索出来的文章也就200多篇。城中村社区发展整体处于“荒漠”状态，实践案例少，理论研究也少。
四
公益行动者为什么要做文献回顾？
我们是作为公益的行动者，不是做理论研究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文献回顾呢？我自己列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迫切想知道其他地方的经验，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第二个原因是要找到实践知识的理论位置，在实践中，我们产生了很多基于实践经验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它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第三是让知识生产重回为实践服务的原貌上来，比如说学术的研究，很多是在抽象地讨论一些概念，包括我去搜索文献也是这样的，与实践相结合的，或者对实践产生启发和指导作用的非常少。尤其是涉及到某个领域，比如说，流动人口社区的领域就更加少了。
（一）迫切想知道其他地方的经验
第一是现成经验，比如以《赋权视角下对流动妇女自助组织的培育研究—以云南L机构为例》为例，在文章中，提到形成了自助小组每周三开骨干例会，会议持续两到两个半小时，会议主要内容是集体讨论工作事宜。这其实就是现成经验。通过文献发现不止我们在这么做，在很多年前的云南就一直在这么干了。我们流动人口社区的社区服务，如果从1995年开始算到现在也有3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面对社区的一些问题时，可能已经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参考。
《赋权视角下对流动妇女自助组织的培育研究——以云南L机构为例》2015
第二是一些创新经验。下面是是我看到的一篇文章——《以资产为本推行社区经济发展——香港的经验与实践》。在文献里提到，在香港的经济危机之后，很多香港的低收入社区就面很多的社会问题。当时在香港就有社会组织叫做圣雅各布福群会，发行了一个社区货币“时分券”，来促进以服务做交换。要获取某种服务不一定需要用现金，而是通过劳动交换，来促进大家的交流。其实，最终是在做一件增加社会资本的事情。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以资产为本推行社区经济发展——香港的经验与实践》2005
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创新，也许以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机会可以做一下类似的尝试。其实，社会工作的创新也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一部分来源工作实践，一部分可能来源于他山之石。
第三个部分叫议题特征。这是一篇关于康乐村的文献，在疫情期间康乐村非常出名，但早在十年前，就有人写过康乐村的社区结构了。右边这张图，提到康乐村明显地呈现出社会空间的异质性，因为来的人就很复杂、多元，周边市民与城中村居民相互排斥的情绪非常明显。
《城中村制造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社会效应分析——以广州市康乐村为例》2013
在去年的康乐村的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人去喊口号，类似“湖北人滚出广州”这样的一些非常不友好言论。如果看过这篇文章，你会对议题有深入的理解，新旧市民融入之间的矛盾已经很久了，是在十几年的长期时间形成的。在康乐村主要是做服装周边，一些小作坊的运转，会产生噪音，还有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所以本地和外地人具有很强烈的冲突。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可以在文献中产生对城中村不一样的理解，增加认知。
比邻所在的社区背景，是一个同质化程度更高的社区，因为这个社区绝大部分都是制造业，而且大家都在工厂上班的。如果我们到了康乐村一样的异质性社区中，我们的工作方法还奏效吗？这些留下了很多的思考和空间。这就是我理解的公益行动者去做文献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吸收他山之石。
（二）找到实践知识的理论位置
我们常会被问如下的问题。有很多朋友说公益项目要从一个很小的切口入手，用品牌项目让所有人知道，比邻其实做得很大，一会儿是儿童服务，一会儿又是成年人服务，一会儿又在徒步爬山，一会儿又在搞职业技能培训，什么服务都做，和小切口这样的理念违背了。第二，社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跟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服务对象对将要获得的服务有一定了解，与服务对象达成共识和契约，例如为服务对象建档，预约服务时间，有专门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的空间，比邻看上去几乎没有专业关系的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哪？还有问你们获得过哪些奖？等级评估是几A？有多少篇媒体报道？还有一些行业伙伴会问到，你们到底是在做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还是在做社区发展？你们用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流动人口社区工作的？需求视角？资产视角？优势视角？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回应不了解，反映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没想清楚，第二个问题没有专业能力，第三个问题没有影响力，第四个问题定位混乱，第五个问题，思路混乱。问到上述的一些问题之后，很容易陷入自我PUA，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不专业的。
我们在文献的回顾当中找到了一部分的答案。比如，第二个问题，关于比邻做的这些工作到底专不专业的问题，我搜索了几篇文献。
在流动人口社区工作中工作者非常强调与社区中苦难的工友共在、与工人共同生活，他们注重工作者与服务群体以及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工作者与服务群体不是仅仅的专业关系。
社区工作最根本的关怀是社区中的人，强调与社区居民特别是社区中苦难的民众共在，共同创造更美好社区生活。社区工作最早回应的是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劳动剥削以及都市化所造成的贫困问题; 并以此试图解决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阶层分裂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动荡。
《社会工作”关怀伦理“意涵与实践——以珠三角工伤群体社区工作为例》王海洋 2016
这是在2016年，王海洋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叫《社会工作”关怀伦理“意涵与实践——以珠三角工伤群体社区工作为例》。文章中，他就讲到在流动人口社区工作当中，工作者是非常强调与社区中苦难的工友共在、与工人共同生活，他们注重工作者与服务群体以及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工作者与服务群体不是仅仅的专业关系，社区工作最根本的是关怀社区中的人，强调与社区居民特别是社区中苦难的民众共在，共同创造更美好社区生活。社区工作最早回应的是由于工业化所造成的劳动剥削以及都市化所造成的贫困问题; 并以此试图解决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阶层分裂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动荡。就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当中，才有了社会工作。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关怀伦理回应社会工作本质的文章。了解到目前社会工作受到“科学化”“标准化”“行政化”“工具化”导致的异化，表面上不专业的行为其实更加体现了社会工作的本质。
举例，我们有一个来自贵州的五十几岁的工友，在社区已经待了将近30年。有一次生病要住院，他家人都不在，同事朋友也在上班，他只能自己一个人住院。当时，我们的同事到医院去照顾他一两天，后来他把大家当作朋友。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是非工作时间，或者你这是个人的健康问题。后来这位工友其实很感动，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机构的铁杆粉丝。像我们住房合作社的项目中房子最开始的来源，就是他帮我们联系上了房东后，我们才拿下了这个房子,做成了我们想做的工作。所以，表面上的这些不专业的行为，更加体现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就是关怀是一种社会行动，是一种朝向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它是兼具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的社会实践。我们找到了实践的理论位置，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话语权本身带来的力量；第二个是构建实践者的自信。我们要相信我们也是可以真的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这就是找到实践知识的理论位置。
（三）让知识生产重新回到为实践服务的原貌面貌上来
实践者的知识包括三点：第一实践者的知识生产来源于一线实务工作，第二实践者的知识生产服务于一线实务工作，第三实践迫切需要中观理论。
上图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实务工作的知识生产波纹。其实有很多专家学者做过研究，实务工作者根据自己的有限经验，就可以归纳出第二个圈层——实务经验。比较缺少的是中观理论。中观理论就是一些行业的经验和可复制的实践理论模型，对议题领域的一般化问题描述，地区性的特征和知识,都称之为中观理论。然后是宏观的知识，比如社会政策、社会问题。再往外就是理论知识，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构建的知识体系。实务工作者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中观理论。你的实践中有没有一般性的方法，是可以变成一种理论的模型，去做一定程度的复制和推广。比如，比邻所在的社区，或服务对象多种多样的康乐社区，你的理论模型、工作方法，还奏效吗？你的这些实践的方法能不能总结出来，能够覆盖到整个议题，能不能满足你整个地区等等。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支持，我们称为实务工作的中观理论。
五
回顾文献对实践有什么作用?
（一）案例1：政府、市场、社会的失灵问题
2013年赵守飞和谢正富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知道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所以在这些失灵后需要什么？需要社会组织。公共品需要政府、市场分配，但分配很难做到有效，或公平正义。所以，社会或者社会组织其实是需要去解决公共品缺乏或者公平供给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问题。
由于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所以提供者很难将搭便车者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体系获得有效的供给。其次，市场无法解决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问题，即使在私人物品的提供方面，市场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因为行动者为了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而忽略购买力较弱群体的需求，从而导致社会公平公正难以实现，这被称为“市场失灵”。
欧洲等一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拮据证明国家完全承揽的福利政策是行不通的，仅靠政府的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不能满足全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因而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政府失灵”现象。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赵守飞，谢正富 2013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社会组织失灵问题，我把它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总体的供给不足。比如说，华南的流动儿童社区服务机构就那么十几家，就像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一样，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来回地做服务、分享经验。在广州就有300多个城中村，其实每个村都需要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但是城中村的社区服务机构、草根公益组织可能就几家，总体的供给是不足的。第二个方面是叫做幸存者偏差。社会组织的服务很容易服务于眼前，安心于眼前。举个例子，我们很多的流动儿童服务机构都会干一件事情，以广州为例，帮流动儿童做积分入学申请，协助家庭的孩子入学公立小学。但是，这是一个幸存者偏差，服务了10个孩子就意味着淘汰了另外的你没有看到的那10个孩子，因为公立学校总的入学名额就是有限。这也是社会组织的失灵问题，因为我们改变不了结构性的整体的学位供给的问题。第三，社会组织本身就会陷入项目和行政化。最近几年项目非常琐碎，以前可能一个项目10万、20万可以养活一个机构，但是现在一个项目几千、1万、2万、3万，要不断地去拆分，不断地去堆叠很多琐碎的项目。然后，项目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行政化的状态当中，所以社会组织本身有很多失灵问题。
在比邻实践的社区工作中，帮助服务对象成立一些兴趣小组和自组织来开展自我服务，解决社会组织服务不过来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尝试通过自组织和小组解决社会组织本身失灵的问题。
（二）案例2：社会资本的有效性
第二个案例叫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问题。这是《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社区是信任与互惠合作的摇篮。社区将人们链接到一起建立社区，起到了普遍互惠和合作的作用。
社区是信任与互惠合作的摇篮。那些具有确定的积极价值（包括信任他人）和使人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关系的社区具有更加有效的普遍互惠和合作规范
——《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燕继荣 2010
比邻的mini图书馆项目，把书架设置在出租屋的楼道中，志愿者定期投放书籍，不设押金、不上锁。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让孩子拥有家门口的图书馆”。孩子自己取书，自己登记，自己归还，阅读零门槛。我们做了15个，志愿者就定期去投放书籍，每次100~200本，书籍借阅率高出社区图书馆2~3倍。
这么高的一个借阅率，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书籍丢失问题？首先，我们去找场地的时候，是跟街道合作，叫做出租屋管理中心，他们会让网格员去统计10个孩子以上的出租屋的楼栋。然后，我们就跟网格员一起去拜访房东，如果房东愿意配合，我们就会落地一个mini图书馆项目。所以，建设的mini图书馆能够保证基本的借阅率，也能更好满足孩子需求。在装修的过程中，志愿者会穿上志愿者马甲，挨家挨户敲门告诉他们，我们在做图书馆的公益项目，你可以免费借阅，但需要登记，同时希望你能及时归还。随着这栋楼的居民对这件事情的认可和信任，他们变成了群策群力，都在监督或者管理这个mini图书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做的15个mini图书馆，投放的书籍量可能是几万册，没有出现过大量的丢失的现象。前两年，统计的遗失率4%左右，有些留了电话，我们会去回访，大多是遗漏，恶意不还的非常少。
所以，mini图书馆这个案例当中，就通过文献梳理清楚，社会资本的基础是信任，最终会带来互惠和合作规范，基于社会信任建立起来的合作规范减少交易成本，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与其像防贼一样去防范服务对象，为什么不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增加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上？
（三）这些发现对于实践有什么帮助？
我总结了以下四点：
第一，了解社区发展/营造的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在欧美国家可以做的社区营造和发展，在中国的国情是否能做；
第二，建构流动人口社区的社区发展特性；
第三，文献中的概念、结论和论述过程能给到实践者一定的启发；
第四，构建意义系统和鼓励一线行动者。
总之,我们一定要告诉本身就非常不易的公益行业的伙伴们:你们做的事情是有效的,是专业的,是真正为服务对象或者改善的社会问题带来帮助的。我们需要从文献中找到经验,梳理意义,找到话语的力量,给所有的公益行动者带来力量。
*本文仅代表嘉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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